君主专制与政治抵制:早期现代英国法律语境中的《复仇者悲剧》

英国自都铎王朝后期至斯图亚特早期，立宪君主论或混合君主论者抵制君权神授论，坚持家庭是一个自治的、涉及臣民私人权益的小政府，受到自然法、古代宪法或神圣法的保护。《复仇者悲剧》中公爵王室言行映射詹姆士一世在《皇家礼物》中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论，温迪斯兄弟俩及追随者的复仇隐含当时的政治抵制学说，公爵王室与温迪斯兄弟俩的对立象征君权神授论与普通法理论的对峙。温迪斯兄弟俩却以威胁新君为由被处死，司法斗争简约为复仇冲动，维权英雄陡变为暴徒，暴君化身为明君，这暴露出君权神授论的悖论性和剧作家含混的复仇伦理。     

同意观念的历史谱系与当代困境

通过提出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这两个不同的同意概念并强调有别于集体同意之个体同意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对默示同意的分析和说明，洛克使得近代意义上的同意理论逐渐浮出水面。同意理论在颠覆君权神授理论、确认人民主权思想的过程中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价值。虽然在现当代，同意理论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诟病而逐渐步入困境，但同意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强调政府及政府行为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秩序的合法构建来说仍然具有极为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

古代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限君权"。这一特征与以色列民族古老的律法观念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以色列民族的传统中,律法来自耶和华的启示,具有神圣性。国王则与百姓一样,是律法的遵行者,本身并不具有神圣性。"君权神授",而且其权力被认为是耶和华出于百姓现实需要的一种宽容,而不是一种必然。这一传统认识的长期存在,是以色列民族立国后长期存在的以氏族部落制度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所决定的。正是这一根本原因,使得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历史上,不可能出现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也为"申命派"史家和先知们对民族诸王的评判奠定了现实基础。     

从宋初的社会背景看价值观的重建

君权神授观念的动摇使人们开始怀疑赵宋统治的合理性;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打击了华夏政权的大国气势,而宋王朝的妥协退让则使其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社会各阶层地位的变化和道德的沦丧,更加冲击了尚未安宁的社会秩序。于是,赵宋统治者从宋初开始,就着手进行价值观的重建,希望以此稳定其专制统治。     

天命、德运与民生信仰——秦帝国择取“五德终始”说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战国诸侯争霸进程中,秦统治者对法家学说可谓是青睐有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皇帝,秦始皇的一统六合,实乃凭力而胜。然在随后建构帝国政治统治思想时,却在先秦以来的众多诸子学说中,最终选择“五德终始”说,以之为王朝立论。探究其因,主要有三：首先,相较于其时其他诸子学派务以为治的具体论说,独有邹衍“五德终始”说关注的是王朝之间的兴替更迭,更具形而上的超越性,这符合以武力所建构起来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论证之所需。其次,“五德终始”说契合了秦传统的“受命”意识。依“五德终始”说,秦帝国得享“水德”之运,这不仅为君权张目,给予了帝国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而且也能够为帝国统治者“重法”“偏法”的个性喜好提供源于“德运”“德性”的本体依据。再次,“五德终始”说依凭、内蕴的阴阳五行思想,不仅与秦文化深相契合,更与秦人日常民生信仰密切相关,故择取其为帝国合法性作论,就更易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与遵奉。     

“君权神授”思想背后的管理学动机

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地区和国家，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都曾经出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本文试图从管理学角度，通过对管理者权威来源的分析，来揭示造成这种相似性的管理学动机。管理者权威的来源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利益控制。其中管理者刚刚获得权力时所获得的初始权威，尤其在人类历史发展早期阶段，比较普遍的来源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即管理者的初始权威是由赋予其权力和地位的上一级权威衍生而来。但是对于国家的最高领导而言，因为在世俗中不存在更高等级的权威，因此只能人为的创造一个非尘世的更高权威，即神灵，并通过宣称“君权神授”而获得一个符合逻辑的初始权威来源。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儒学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秩序理性主义，它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并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建构了一个王权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己-家-君（国）”为秩序主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的精巧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这一秩序样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持久的运行，其根源在于儒家将“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分别作为了其政治秩序合法性资源的形上基础、宗法基础、历史基础和民意基础。     

武则天执政时期对儒学的吸收利用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她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对传统的儒学思想进行了有效地吸收利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正名分,取得登上皇位的合法身份。其二是制礼作乐,鼓吹君权神授。其三是自制《臣轨》,宣传儒家的忠君思想,不断强化武周的皇权统治。其四是重用具有儒家思想的文武大臣,使他们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柱。     

君主权力的继承与获取——欧洲政治历史的一种要害

通过分析君权神授、血统继承、选举产生、政变夺权和国际冲突决定五种方式,论述法国、德国、俄国、奥地利、波兰等国君主权力的继承和获取。通过继承,继位者将获得掌控一个国家的大权。就国内而言,某个王族或统治集团将掌握与支配这个国家的政府、财富、资源和军队;就国际而言,一个国家的国土、领地、属地、战略地位、经济,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地落到其他国家的手中,甚至会改变欧洲的政治格局。君位继承权,其实就是国家的统治权或王族的统治权,谋求这个权力,事关维护或丧失国家利益。虽有数种权力继承的途径,但要将这种权力继承变为现实还是重重困难,甚至将通过血与火的磨练。了解君主权力的继承,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欧洲近代政治史的认识。     

明治维新前后政治制度和权力起源学说的变迁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流行由朱子学宣扬的政治制度"天造"学说.之后日本又出现了后期水户学对"君权神授"观念的宣传,将制度和权力"天造"的学说推向了极致.但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社会剧烈变化,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起源学说也发生了转变.徂徕学提出了"人为制作"的学说.近代早期的日本思想家们受徂徕学和西方近代化政治学说的影响.探索了有关国家权力起源的各类学说,并明确否定了流行千年的政治制度天然形成或君权神授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