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破解“两个黑格尔”问题的新契机：论“法哲学讲义”中的君权

君权理论,长期以来都是解读黑格尔法哲学的绊脚石,也是黑格尔在政治哲学谱系中遭致诋毁的原因之一。为了挽救黑格尔的政治形象,哈贝马斯、里特尔等学者曾试图挖掘强调主体间协商民主的“青年黑格尔”与强调市民自由的“市民社会的黑格尔”,并由此引发了“两个黑格尔”的争论,但这实际上都是在承认专断君权存在的前提下另辟蹊径的一种回避策略。而七本“法哲学讲义”的陆续出版,则为重估此理论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契机。通过对法哲学正式出版物与课堂讲义的比较,以及对伊尔廷的对立说和洛苏尔多的统一说的考察,本文表明黑格尔的君权理论事实上阐述的是一种“立宪虚君”,这也为解决关于“两个黑格尔”的争论提供了新契机。     

儒家民本法律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法律思想中既有延续,又存在制度中的缺失。儒家民本思想包括:一、"民"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和基础;二、教育是使"民"转化为"仁"的必由之路,其中"仁"又是一个社会达到和谐、自制的保证;三、儒家民本思想贯穿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使得中国的君主专制得以缓解。儒家民本思想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实践。     

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

古代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限君权"。这一特征与以色列民族古老的律法观念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以色列民族的传统中,律法来自耶和华的启示,具有神圣性。国王则与百姓一样,是律法的遵行者,本身并不具有神圣性。"君权神授",而且其权力被认为是耶和华出于百姓现实需要的一种宽容,而不是一种必然。这一传统认识的长期存在,是以色列民族立国后长期存在的以氏族部落制度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所决定的。正是这一根本原因,使得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历史上,不可能出现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也为"申命派"史家和先知们对民族诸王的评判奠定了现实基础。     

清末师日立宪的尊皇取径与困境

清末立宪在君权体系下接嵌西式民权制度,在政权形式上是一次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转型尝试,其蓝图与模型主要是《明治宪法》及相应的法政理论。《明治宪法》以尊崇天皇为基底,由此产生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国体”与“立宪政体”的分立与纠缠,本质上是君权、民权紧张关系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根据明治立宪模式探索改制路径,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持续引发中国的“国体”属性和“国体”“政体”关系的激烈争论,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互动的“国体”“政体”观念和主张。清廷试图模拟《明治宪法》,以主权在君的君主国体统摄立宪政体,立宪派则有意淡化君主国体的君权色彩。在汪精卫提出立宪以变“国体”为前提后,杨度甚至声称君主国体亦可由国会总揽统治权,与民主国体无异。清廷固守君权,与革命党、立宪派的民权诉求愈发冲突对立,改制困境日益凸显,预示了革命的必然。     

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

道家思想引领了汉初的过秦思潮,继而取代法家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其积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为汉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但也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加强和神化的诸多不相适应性。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西周和秦汉时期的父权家长制

我国上古时代的父权家长制到西周、秦汉时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父权表现在对子女的生杀权、人身专制权、婚姻状况的决定权、思想专制权和财产支配权等方面。究其发展巩固的原因是由于父权家长制家庭特殊的血缘组织关系和这种家庭上下等级关系适合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统治的需要。维护家庭中的父权家长制权威同维护奴隶主和封建君主的权威具有一致性。父权家长制对周代君臣上下等级差别的政治体制和统治方式有深刻的影响。对秦汉乃至以后的封建统治，既起到了稳固的作用，又造成了父权专制和子女的愚从，进而压制人的创新精神，严重阻碍社会进步。     

略论韩信之死

千百年来，人们对韩信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的功勋称奇不已，同时又为他凄凉的下场感到惋惜，韩信究竟为何而死？封建王权同封疆重臣之间的矛盾的扩大，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使得韩信之死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