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在学习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学生核心素养主要是为了引导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综合素质，其中包括人们成长成才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它主要体现在学生的生活能力、学习能力、做人、审美、身心健康等方面。     

试论我国传统民族法文化的道德取向

不同的国家、民族 ,法文化发展的历史及取向都各不相同 ,这就给不同的民族法文化打上了特定的印记。我国传统民族法文化的道德取向是其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法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本文从透视我国传统民族法文化的道德取向入手 ,阐述了由于道德取向而产生的传统民族法文化的道德品格 ,分析了其产生的深层次背景 ,并就传统民族法文化的道德取向资源在现实社会中的利用作了探讨     

英美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与我国专家证据制度的建立

专家证据是随着科技进步而广泛运用的证据形式。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将专家视为一种特殊证人较有特色。专家证人以鉴定结论或专家意见等多种形式向法庭提供证据 ,强调专家证人的公正性、独立性 ,通过交叉询问进行审查。而我国专家证据仅有鉴定结论一种形式 ,既不科学 ,又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建立我国以鉴定结论为主、以专家证言为补充的专家证据制度势在必行     

巴金：在历史和文化之间艰难地行进

本文从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 ,从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的广大背景中 ,剖析了巴金与文化关系中存在的复杂而深刻的矛盾。本文认为 ,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巴金对近现代文化的追求和他对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体认之间的冲突。他试图解决中国现代的文化问题 ,但这一努力又受他自身文化禀承的制约 ,这就使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进程中显示出独特的文化品格。     

论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的广泛运用 ,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和证明过程中占有日益显著的地位。作为对新生事物的关注 ,我国法学理论界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种类归属及证据力等问题的研究在近年内也缓慢起步。因此 ,当前有必要从电子证据的收集与提取、资格与归属、认证与证明力各环节出发 ,对电子证据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 ,从而作出新的立法构想与安排 ,以弥补旧有制度的缺陷 ,并适应社会进步和国际发展趋势。     

德国证据禁止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近代以来，国内学者一直探讨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讨论我国是否应该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近代的联邦德国，也有证据排除理论，名为“证据禁止”理论，它与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相比，更加注重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探讨联邦德国禁止使用的证据是否有“远距离的影响”，即德国的“毒树之果”是否应当排除其证明力，以期找到该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及其完善

证据保全是法院对证据采取保护措施、保证其证明力的一种制度,包括诉前证据保全与诉讼中的证据保全。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并不完善,应当规定全面的证据保全制度,即对诉前证据保全制度应当加以规定;另外,还要完善证据保全的具体程序与规定证据保全申请错误的赔偿和诉讼等。     

治安管理处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明确规定了治安管理处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价值取向在于保障私权、制约公权和维护程序公正。在执法实践中，需要充分考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以及我国的证据法传统和行政管理现实等相关因素，客观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