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历史变迁看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文化历来都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主要讨论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方面的有关问题，并且选择以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例，引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

内圣之学应是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因此,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内.圣之学必然应有所调整;而圣贤的教言也必须置于整个历史文化的总体情境下才能够有恰当的理解.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摹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之异化,我们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只有在契约性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才能够自然地进入到社会展开公共对话.     

《云韶集》与陈廷焯初期的词学思想

陈廷焯学习填词,经历了一个由喜写艳词到崇尚醇雅的过程,接受了朱彝尊以雅为尚的审美观念,还仿照《词综》的体例编选了一部历代词选———《云韶集》,但在宗南宗北及师法对象等方面修正了浙派词学过于偏激的提法,这正是他后期词学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契机。     

日本当代汉学家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

阐述日本当代汉学家村上哲见的词学研究思想并探讨其词学研究的特点     

张承志:鲁迅之后的又一个作家

我身上的某种气质使我难以融入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难以融入到知识分子和文人学士中间去。他们也强烈地感觉到我是一个异类。1989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师姐朱伟华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解构"主义者。理解张承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难题。多少年来,我一直抗拒着他,始终回避着他。在张承志极力要成为一个强者的时候,我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弱者"。陈福民兄读出了我的文字中间迥异于张承志     

“哲堪孜松”与1956年十四世达赖访印

"哲堪孜松"成立的首要任务是争取达赖出逃,1956年印度举办佛教大会就被视为千载难逢的契机,同时,印度政府不甘心失去对中国西藏地方的影响力,于是印度政府开始与"哲堪孜松"合作邀请达赖访印。最终中国政府的同意成为达赖访印成行的关键,但此事件后果严重,亦影响到其后西藏的政局走向。     

读《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促进思想深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第一,对当时中国兴起的反省现代性的思潮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更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拓展了中国思想界的维度空间,扩充了二者内部的张力。第二,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可以最终走向"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也与其在思想层面上的蜕变是离不开的,它明显地刻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的烙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罗素和杜威受到了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将自己的观点和学说进行修正,则体现了中国思想界与名哲讲学之间的互动。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教育部名栏工程”专家笔谈专栏

为优先推出一批具有地域优势文化、研究态势良好的刊物栏目,形成示范效应,使之逐渐扩展影响力,最后达到提升刊物整体水平的目的,2004年10月教育部启动"名栏工程"建设。目前,全国共有65家刊物栏目被评选为教育部"名栏工程"。赤峰学院学报(哲社版)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栏目于2014年入选教育部第三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工程"。为更好地提升"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栏目的知名度,扩大名栏的品牌影响力,努力把名栏打造的     

从光影和世俗元素浅析意大利卡拉瓦乔的古典油画《圣马太的召唤》

17世纪意大利的世俗文化为卡拉瓦乔创作宗教画提供了素材,他把自己对宗教的理解融入画中,在其作品《圣马太的召唤》中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宗教虔诚,更多反映出卡拉瓦乔的世俗生活以及罗马的文化,同时光影的加入,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卡拉瓦乔引入圣光的做法将上帝与人类的距离拉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