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史论的政治思想——兼论范祖禹的国家职能观

范祖禹《唐鉴》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史论著作。在阐述治国安邦之道时,范祖禹强调正君心、任贤能,偃武修文、安定社会,以及政令统一、上下有序等。这些政治思想从不同的角度集中反映了范祖禹的国家职能观,并对今人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及其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有较重要的启示。     

三秦版《唐鉴》断句勘误

2003年1月问世之三秦版<唐鉴>,用古籍整理的规范性来衡量,有四方面疏误:其一,将<唐鉴>编入<历代名家小品文集>丛书中,显得不伦不类;其二,校勘不明内里,有不少明显的讹误未予纠正;其三,注释粗疏,大量与史实相关的人名、地名、本事无注;同时又有不少误注;其四,标点断句之误数以百计,达到惊人程度.兹仅就其四列举不同类型例证70余条展开讨论.     

《唐鉴》的史评特色

从编纂特点和史评特色的角度出发,揭示《唐鉴》为后世所重的原因。《唐鉴》体例简明清晰,义理晓畅,短小而精悍;史实与评论并重,史论各半,判然而分明;历史评论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标准,以义理为准绳,维护封建正统;议论修辞多样,气势恢弘,富有哲理,令人震撼、信服。这种鲜明、独特的编纂特点和史评特色是对编年体与史书评论进行的综合改造和创新,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也确立了范祖禹的史学地位。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范祖禹及其所著《唐鉴》的影响

范祖禹史学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五年。在这期间,司马光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除司马光致范祖禹的《答范梦得书》体现出的谆谆教导之外,范祖禹《唐鉴》中所载的诸多史事和史论,也随处可见司马光的影响。因此,《宋元学案》将他归于涑水门下,并认为他得其纯粹,不无道理。然而,范祖禹的史学观点与司马光相比,依然有很大的不同,他对正统的坚持,对帝王心性的重视,都超越了司马光,而与同时代以及后世的理学家们遥相呼应,因此,亦是在《宋元学案》中,以他为华阳学派的开山始祖。因此,范祖禹对司马光史学思想的继承、发扬以及改造,也是他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论唐鉴的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

清代后期理学家唐鉴非常重视文教,一生热衷教育,并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他设立义学,订立条约条规;讲学书院,订立书院学规.他认为教育旨在培育"明新正学"的经世之才和"善民成俗".其关于教育授受双方的诸多论述仍值得我们今人好好学习和借鉴.     

《唐鉴》: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本文对理学家之史和史家之史作了区分,指出:理学家之史以义理为最高价值,史家之史或兼考虑成败价值;理学家之史主张以义理衡评历史,史家之史重视以"势"之方法理解和诠释历史。从学术渊源看,范祖禹受到史家司马光和理学家二程的双重影响,这大体上造就了范祖禹《唐鉴》的过渡性品格。从文本内涵看,范祖禹之《唐鉴》虽确立义理为其评论历史的方法与最高价值准则,但表现出的义理水准又颇有不足,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史家以势观史的方法论,但又未能较好贯彻。《唐鉴》的诞生,体现了理学对史学的渗透,及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     

唐鉴谱序浅探

谱序是谱牒作品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谱牒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清代后期著名理学家唐鉴所作谱序与一般谱序相比较,简单、独特,唯独重视谱序"尊祖收族"的社会功能.他的谱学思想反映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特点,也反映出他对时局的无奈.     

唐鉴的道统思想及“守道救时”说

晚清著名理学家唐鉴在局势颓危之际,编纂了《国朝学案小识》一书,编制出一个严格的学术道统,并提出了"守道救时"说。简要介绍唐鉴道统思想及"守道救时"说提出的背景、内容,并在梳理前人评价的基础上作简要评价。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