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40年代蔡仪美学观的二重性

为了顺应20世纪40年代对美学合学科规律性与 合革命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性需要，蔡仪美学观 表现出“学科的自觉”意识。一方面它坚持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哲学基础和理论原则， 纵贯从文艺本质到文艺典型再到现实主义创作观的整个体系，表现出合规律性的美学建构意 识；而另一方面则以合革命目的性为指归，因强调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绝对正确性而陷 入了机械唯物论的窠臼，使“真理”接近了“谬误”。     

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中的辩证法

霍布斯的哲学具有明显的唯物论性质,因为他认为哲学应当以物质体为研究对象,并强调了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对外部对象的感觉。他认为只有广延是物体的根本性质,并承认绝对静止,崇尚还原论,排斥偶然性,把世界和人都看作是机器,就此而论,他的哲学具有机械论的性质。但是他的哲学中仍然有许多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他对物体、现象和影像的区分,具有物自显和认识发生的信息中介的深刻韵味;他关于必然性质、客观偶性和主观偶性关系的论述则强调了偶性既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又是事物向我们显现的方式;他关于感觉器官向外的努力与对象向内的努力相统一而产生感觉的理论,则强调了认识发生的内外合和被主体认识方式所中介的辩证法思想;他关于主观空间、时间影像和物体性质与运动方式之间关系的论述则深刻体现了物体性质通过形式转换而呈现,进而实现其观念标示的认识发生机制的辩证法思想。     

虚拟认识的哲学探析

伴随着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认识技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它的理解和解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哲学上被称为认识论的技术转向。这种转向的基本特征在于:强化了认识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技术建构作用,主客体之间出现了虚拟技术的不可分性;主体的认识途径——实践也可以表现为感觉上的沉浸。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道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而作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典型的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发生了思想上的变化,形成了三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发生于1915-1916年;第二个节点发生于1917-1920年;第三个节点发生于1924年。在第二个节点上,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了由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化,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构想;在第三个节点上,中国道路的理论框架经历了由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化,进而发展出中国道路的完备的理论形态——实践唯物论。这三个节点的变化表明,中国道路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从而也表明,新文化运动不仅包含了近代社会的科学与民主观念,同时也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还有贯穿于其中的哲学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坚持矛盾特殊性的复杂性。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品格和理性精神。     

论马克思主义物质概念的三种形态

马克思的物质概念突出了辩证法;恩格斯和列宁的物质概念突出了唯物论、客观论和实在论,列宁的物质概念与马克思的物质概念并非"完全一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和历史中介理论"。这三种形态一起展示了物质概念从辩证法到唯物论和实践论及历史观的整体认识过程。物质作为"思想客体"和"属人的对象"具有社会、历史和实践的性质,是人类长期总体化的产物。     

略论邓小平理论的唯物论精神

邓小平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论精神,作为邓小平理论精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观点是唯物论精神的完整体现,作为邓小平理论基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唯物论精神的具体体现,作为邓小平理论关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唯物论精神的生动体现.     

应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人能否彻底认识世界的问题

在人能否彻底认识世界的问题上,哲学界存在着传统的与反传统的两种对立意见.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有片面性.只有用唯物而辩证的分析方法,才能真正科学地解决这一哲学难题.     

简论实践唯物论的内在张力--对"实践本体论"的一点批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哲学所发生的革命变革出发,肯定了马克思对物、对人、对人的直观能力的实践理解的合理性、革命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唯物论,也没有否定自然这一唯物论的前提.而当前流行的实践本体论忽视了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及其规律对实践的先在性、前提性,忽视了实践本身所具有的"变革世界"的客观功能而有滑入到唯心主义的危险.文章指出承认自然的先在性构成了实践唯物论的内在张力.     

《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自序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年。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们都忘不了那些阳光明媚而又紧张热闹的日子，那几年，有一大批凭借自学而具备了“同等学力”的青年人和中年人，相继步人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殿堂。我本人是在1977报考大学无望（因超过湖南省规定的25岁报考年龄限制）之后，才在1978年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的，当时填报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于报考这一方向，我是有充分的自信心的，因为整整10年间，我一直都在埋头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阅读和思考，对最重要的几本书都反复阅读过五、六遍，并做过详细的笔记和眉批，另外还为了读懂马克思的书而广泛涉猎和研读了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我自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历程已经了如指掌，没有什么问题能够难得倒我。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使我功亏一篑的仍然是那跟随了我20年的家庭“政治问题”，即“摘帽右派”。尽管我在考试中发挥正常，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从北京来长沙的外调人员从我父母单位调去的政审材料却写得极其险恶，大有要将我们家世世代代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势头。不但如此，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决定不予录取之后，还将我的材料扣住，一直没有转给我所填报的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这些材料连同“不予录取”的通知书直到当年11月才寄到我的手中，那时各高校已经开学两个多月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我已经和我后来的恩师、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术前辈陈修斋先生取得了联系，正在备考第二年的西方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考试。1979年，我父母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也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全国最美丽的校园武汉大学，跟随陈老师和杨祖陶老师攻读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