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云贵高原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传统的市场联动和资源整合不仅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生的,而且在贸易范围方面还以小区域和国内市场为主,如小区域内的集市交易和国内市场的"滇粤铜盐互易"。但是,近代的市场联动则是在市场自身的作用下形成的,是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国内市场自身的发展所致。相对于贵州而言,由于云南具有长期与东南亚贸易往来的优越性,除了在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带动之外,还在近代出现了可通过新型的铁路和商埠来实行的贸易方式,以致商路的变动比贵州明显得多,对近代手工业的影响也自然更大。     

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回商与京兰商路——以皮毛贸易为中心

皮毛贸易的兴起不仅使回商再度崛起,也使京兰商路在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其间,回商亦成为近代西北商品市场的主导力量之一.商路变迁和商人构成的变化是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重要内容.商人构成变化高度决定于特定商品的贸易状况的变化--如皮毛的贸易状况--也成了京兰商路和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的重要特征.回商深入民族地区收购皮货等土特产品和售卖民族地区所需京广洋杂货等,不仅有助于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更直接促进了京兰商路本身市场体系的扩展.同时,京兰商路中重要商业城市的兴起,也与回商的商业活动紧密相关.     

抗战时期甘肃水烟羊毛的输出线路变迁

抗战时期甘肃的商业在战时艰难状况下有了较大的发展,传统的商路也因为战争的影响发生了较大改变。本文拟就抗战时期甘肃的特产水烟、羊毛的运销路线的变化为例,探讨抗战时期甘肃省的商路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甘肃商业发展的影响,借此管窥抗战前后甘肃地方区域市场的发展变化。     

明清西安与周边地区道路交通建设及商路拓展

商路是联系市场的纽带与桥梁,商路走向改易会直接影响商业市场兴衰。明清西安与周边地区商路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近代西安交通道路格局形成的基础。明代陕西商路主要借助驿路交通,商业市场以此为依托,形成沿驿路走向分布的地域格局。人清以后,随着边事平静,军队撤走,经济发展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越来越少,商路与驿路逐渐分离。关中商路出现多元发展趋势;陕北商路则向北与向东发展;这一时期,陕西商业市场分布格局也出现明显改易,陕北表现得尤其明显,充分表现出商路与市场分布格局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     

茶马古道——亚洲最复杂的古代商路

茶马古道“申遗”开始走上正轨——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在丽江宣布成立。将对茶马古道的文化遗迹进行系统调查,并着手开展两岸茶文化交流。同时,中心计划明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学术吸纳与教材更新——以“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为例

史学新观点对于史学研究的吸纳与历史教材的更新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学术界和教材编写中关于地理大发现原因的“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这一谬论长期得不到纠正,既反映了学术界对新观点吸纳的冷漠性,也反映出我国历史教材在对史学新观点吸纳过程中的滞后性,这种现象应当得到尽可能的纠正。     

“洋企业”的中国十年经商路

从试探性地试水到辛勤地培育市场,外资企业们终于在新世纪的十年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星巴克为国人普及咖啡文化;宝洁的海飞丝香波让很多人不再用海鸥洗发膏;英特尔和微软将世界的距离拉近;     

政治形势与近代西北商路的商贸活动变迁——以苏俄因素为中心

中苏(俄)外交关系变化对近代西北商路的经贸活动变化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商品流量、流向变化方面。此种变化不仅加剧区域商品市场变动,而且影响相关生产要素的流动。这不仅是近代西北区域商品市场变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特征,而且也是近代西北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趋势不断加剧的外部原因。它表明,政治形势变化是近代西北区域经济发展中内在动力机制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影响因素亦是今日西北区域经济发展应直面的历史"传统"和时代命题。     

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内涵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四通八达的江湖水路,形成了其特有的商品流通活跃频繁、自成体系的水上交通网络.各主要商路的分布走向,明晰地反映了江南地区以市镇为基础的城乡之间、镇与镇之间的工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结构以及商品流通的动态轨迹;江南各主要商路的主要连接点或中转枢纽,多为明清时期富有特色的各类米粮、棉纺或丝织业专业市镇.明清时期的江南商路对江南地区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及市场功能的运转,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体现了丰富的经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