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国史续修文苑传纂修考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中期国史馆《续文苑底稿》四卷,目录共载219人,正传75人、附传144人,是自道光朝后第四次大修国史文苑传,入传人物与此前稿本截然不同。《续文苑底稿》与总纂谭宗浚《拟续修儒林文苑条例》大体相符,原稿由缪荃孙于光绪十四年完成奏付史馆。该本展现光绪前期对上至顺治共九朝文坛正统的确定,编纂过程几经人事变动,纂修宗旨回归嘉庆时所定本源文教覃敷、宜裒事迹、垂示将来,纂修条例接续阮元,但将传主籍贯从大江南北及两浙山左诸行省扩展到边徼各省,从注重文词转向对经术与实学的提倡。稿本后来成为光绪末年陈伯陶所修《国史文苑传》、清史馆《文学传》及《文苑传》的底本,在清代文学史、国史馆、缪荃孙研究等方面具有史料价值。     

从碑传到国史：清代闽县龚氏“四世循良”官方书写的形成

私家性质的碑传是中国传统官方史学传记编纂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清代国史《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等传即广泛采择利用碑传文字。同治年间的闽县龚其裕、龚嵘、龚一发、龚景瀚“四世循良”国史传记是依据一份由后代龚易图提供的事实清册编纂而成,该事实清册的资料来源则为四人的碑传。清廷编纂《循吏传》的动机在于表彰政绩突出的官员,振兴吏治,而“四世循良”中的龚景瀚是咸同时局中影响力颇大的文章《坚壁清野议》之作者。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将龚氏四世立传国史,并向国史馆呈送事实清册。龚易图与上级丁氏沟通祖辈立传事宜,收集编纂参考资料,彰显闽县龚氏家族恩荣是其重要目的。     

人情交往中的“边际效益”

正北宋名臣司马光在元年间出任宰相时,推荐刘器之到国史馆任职。这是因为,在他失势落难时,刘器之仍和他维持很好的友谊,不像其他人,在他当了宰相后才来趋炎附势、锦上添花。这种做人处事的态度让司马光很欣赏。但司马光的这种喜欢和欣赏,除了因为对方的人品高外,还涉及人性     

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民国时期,国史馆设立与发展经历了曲折过程,以1917、1927、1937、1946年为节点,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在设馆理念、史馆地位、组织系统、职责范围、人员构成等方面均呈现不同时代特征,其间更交织着中西、新旧史学理念的碰撞和官、私史学的互动。国史馆虽在史料搜集、纂辑等方面做出不小贡献,但整体上成绩不彰,未能编纂出一部形制完整的民国史,充分折射出官方史学的衰颓。这主要是因为,以现代知识生产为依托的史学学科体系的逐步确立,使得以大学为中心的私家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体,官方史学则被迅速边缘化,而时局的动荡、政治的干预以及经费的不足等也严重制约了其发展。     

“国史馆”成立与民国史体例之争

民国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和"国史馆"的成立,引发了学界关于修撰民国史的讨论。这场学术争论自1940年筹委会成立持续至1947年"国史馆"成立,分别以筹委会和"国史馆"的成立为契机,形成了两个高潮。馆内、馆外诸多学者参与其中,也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关注。其中朱希祖、但焘、金毓黻、郑鹤声等史学名家的观点很具代表性。经过深入探索和广泛争鸣,"国史馆"最终兼采我国传统史体和西方史体,按纪、传、表、志确定民国史体例,并积极付诸实践。民国史体例之争,深受当时史学发展的影响,是我国史学自传统而现代的一个缩影,丰富了史学发展的内容,推动了当时民国史编纂工作的开展,对今天我们思考"国史修撰",也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