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低三分 做事高三分

她是资深外交官和国际法专家,曾任外交部条法司司长、中国驻荷兰大使兼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2010年她从众多强劲的对手中脱颖而出,成为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女法官。1980年6月,27岁的她进入了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初到法律司,大家见她老实肯干,纷纷将手头一些零碎的杂活交给她做,虽然这不属于她的工作范畴,但她没有拒绝,全都乐呵呵地揽了下来,     

薛捍勤：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女法官

今年6月29日,中国籍候选人薛捍勤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举行的国际法院法官补缺选举中以高票当选,成为国际法院的首位中国籍女法官。     

王宠惠法律思想与实践述评

王宠惠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在法律理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和独到的研究；在法律实践方面，他曾长期参与立法、司法工作，对我国近代法制的改革和建设有一定的贡献。文章就王氏在宪法、国际法、民法、司法建设等方面，对其法律思想和实践作一初步评述，以期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非洲国家间领土争端的解决方式探析——以利比亚与乍得奥祖争端为例

利比亚和乍得有关奥祖地带争端的根源在于英、法、意三国在殖民时期对非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争端爆发后,非洲统一组织进行了积极调解,但最终未能取得实效;1994年,在国际法院的判决下,奥祖争端以和平方式得到了解决。奥祖争端的解决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非洲国家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方式选择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即上诉国际法院求得司法解决。     

国际法院关于《联合国宪章》的解释问题研究

《联合国宪章》是一多边国际公约,但同时又是一类特殊的条约,具有宪法性条约的特征,对于维护国际法治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国际法院在对《联合国宪章》进行解释的时候,采取了不同于一般条约的解释方法,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宪章的权威与统一。但同时,国际法院在此方面也不能走得太远,必须进行一定的自我抑制。     

国际法院任择条款的自我判断保留问题研究

自我判断保留由美国在1946年接受国际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声明中首次提出,该保留将其政府认为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排除在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外,现今仍有5个国家对任择条款作出该项保留。对自我判断保留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国际法院在过去的实践中从未做出过正面回应的判决,学者以及法官意见对该保留持有不同的态度。自我判断条款并不直接排除法院的管辖权,但是影响法院对援引该条款的国家适用的审查标准。     

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权研究

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权不同于其诉讼管辖权,它意在对有关法律问题做出权威性的解答,澄清和消除疑义,而非直接解决争端。但咨询意见的权威性,特定情况下争端当事方试图以咨询程序来代替诉讼程序等,使得咨询管辖成为国际司法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案件不但多,且大部分涉及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国家也很少质疑其咨询意见的效力,使得其咨询管辖实际上更接近于诉讼管辖。国际法院由于其《规约》限定咨询事项为“法律问题”而不包括“争端”,其咨询案件相对数量较少,其咨询意见的效力也受到质疑,对常设国际法院确立的“东卡累利安原则”基本上是否定的。国际海洋法法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最初《公约》将咨询管辖权赋予了海底争端分庭而非法庭本身,但《法庭规则》补充了法庭这一职能。目前海底争端分庭已有实践,法庭本身未来也会出现此类案件。我们应认识到,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在阐释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有独特优势,且这种职能有发展、强化之势。     

论国际法院管辖争议中的可受理性问题

有关国际法院的管辖争议中,大量涉及到案件的可受理性问题。可受理性问题在发生依据和后果上都不同于管辖权。有关争议主要表现在是否存在法律争端等五个方面。国际法学界对管辖争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辖权方面,鉴于可受理性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下以宪法为手段的海洋维权路径——以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为启示

将涉海内容写入宪法,在当今海洋政治斗争中是多数国家立宪和修宪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国际法院近年来形成了以“有效控制”原则判定主权归属的裁判逻辑。宪法是国家对主权展现最高管领意志与行使最高管领作为的有力体现,宪法中是否存在涉海内容,成为国际法院判定“有效控制”的重要依据。作为解决涉海领土争端的主要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对国际规则与国际共识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是涉海领土维权的行动指引。相较于涉及我国海洋争端诸国,中国目前尚未把涉海内容写入宪法,存在维权被动的可能。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应尽快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涉海内容入宪,涉海内容的具体呈现,应在符合我国国情与宪法传统的基础上,统筹参考国际司法实践经验,为海洋强国战略下的主权维护多添一层保障。     

变动国际体系中国际法院作用的评估

在国际体系向全球化时代变动的过程中，国际法院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至今为止，国际法院在冷战后的表现让人欣慰不已，但考虑到常设国际法院及国际法院在一战、二战后共有的先盛后衰的经历，对国际法院的表现抱以谨慎的乐观态度才较为妥当。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国际法院更多表现其公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