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十秒后

创新就是创造一种资源。美国纽约国际银行在刚开张之时,为了迅速提升知名度,曾做过以下这样一个广告。一天晚上,全纽约的广播电视正播放节目,突然间,全市的所有广播都在同一时刻向听众播放一则通告:听众朋友,从现在开始播放的是由本市国际银行向您提供的沉默时间。紧接着整个纽约市的电台就同时     

近20年“庞氏骗局”两小时被揭穿

超级巨骗斯坦福骗钱80亿美元,美国FBI调查近20年一无所获,一位分析师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戳穿了——艾伦·斯坦福曾多次登上福布斯富豪榜,是美国有名的慈善家、板球大亨。他坐拥多处豪宅,和至少三个情人生了五个孩子。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超级巨骗——今年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指控他及两名高级助手欺诈80亿美元。6月中旬,斯坦福被FBI拘留。更讽刺的是,一位分析师只在网上花了两个小时,就揭穿了这个宏大的"庞氏骗局",而美国FBI、SEC对他调查了十几年,却一无所获。     

国际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协调

国际银行存款保险制度首先要处理三种不同的银行服务方式：跨境提供服务、通过子行（包括合资行）提供服务和通过分行提供服务。针对这三种国际银行服务方式，国际银行的存款保险有两种模式：东道国模式和母国模式。但是，东道国模式和母国模式也都存在缺陷。东道国模式考虑到了竞争的平等，却忽视了东道国的存款保险基金可能因为母国监管不力而遭受损失，     

阴险而可耻的角色——国际金融集团在苏联东欧剧变和亚洲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把索罗斯刻画成天马行空的"独行侠"或"特立独行"的金融天才。仅凭索罗斯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能单挑英格兰银行,力撼德国马克,横扫亚洲金融市场?恐怕只有大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传奇。索罗斯与罗斯柴尔德圈子的秘密关系,使得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团的马前卒。     

国际金融集团的真面目——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评论

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年会的前一周,发表了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们(指发展中国家——编者注)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傲慢。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     

人民币汇率的美国视角

2003年11月12日上午9点钟。我们来到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直译是“货币审计官办公室”，英文缩写OCC）。接待我的是国际银行和金融方面的资深顾问Susan Hopkins女士。她作了很认真的准备．给了我一份有20多页的大纲。从她的介绍中了解到，美国为双轨银行体系（Dual banking system），银行既可以在联邦注册，也可以在州领取执照。在联邦注册的银行称为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s），由OCC负责监管。     

《新资本协议》再思考:质疑、辨析与改革前瞻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对<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制度框架提出了严峻挑战,引发了人们对其资本要求的充分性,监管规则的亲周期性,依赖外部信用评级的可靠性,推行内部评级法的合理性等诸多方面的质疑.然而<新资本协议>不是导致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场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新资本协议>的制度框架及其监管理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面对挑战和质疑,巴塞尔委员会也作出了积极回应.<巴赛尔新资本协议>要担当起统一全球银行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历史重任,必须进行理念创新和制度改革,改革的走向应当为:安全与效率并重,重塑监管价值目标;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相辅,加强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市场约束与政府监管互补,增强监管的有效性.     

论巴塞尔协议与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制的完善

作为现代国际统一银行监管标志的《巴塞尔协议》,在国际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通过回顾巴塞尔协议中关于国际银行监管思想的演变,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对国际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和我国现行外资银行立法,提出只有依据(新)《巴塞尔协议》的精神,加强国际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对中国的外资银行进行有效的监管,发挥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国际银行的并购重组及对中国银行业的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国际银行并购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本文在简述国际银行并购态势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银行并购的特征及动因,指出了国际银行并购重组对中国银行业的借鉴意义。     

新国际银行团与广州军政府争拨关余斗争的失败

1920年秋,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随即与列强展开了争拨关余的斗争。时逢新国际银行团新建,英美等国无意继续将关税余款分拨给北京政府和南方军政府;而北京政府鉴于新国际银行团的借款条件过于苛刻,在民族主义潮流之下,亦不敢贸然再借新债,转而利用关余为基金,对内债进行整理,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军政府分获关余的可能性。由此,广州军政府争拨关余的斗争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