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来安的地望与壮族岑氏土司的缘起

12 6 2年南宋改归化州为来安州 ,让岑从毅任知州并准予世袭。不久 ,来安州改镇安州 ,治所在今那坡县。 1 2 88年元设来安路 ,明初改为来安府 ,1 372年岑伯颜将田州府从今田东县迁来安府。来安府于 1 384年废、并入田州府 ,治所在今田阳县境内。“来安路总管”、“沿边溪洞安抚使”与壮族岑氏土司起家密切相关。岑世兴在桂西岑氏壮族土司的历史上地位特殊 ,后来他的众多头衔被无限放大和移位 ,甚至被戴到了在他之前的几个桂西岑氏祖宗的头上。     

从分到合的深度历史：碑刻所见思州土司辖区国家化进程新探

元代思州田氏土司地区,在多元一体王朝国家的治理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对发现于贵州德江和石阡的两件元代思州土司铭刻内容作了细致的考证,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着力探讨了其隐含的元代末期思州田氏土司走向分裂的历史细节。田氏的分裂固然是田氏家族内部两大房族发展不平衡所致,但从根本上讲,则是深刻地受制于元明之际王朝国家转变的大环境。田氏土司二房田茂安的政治分裂活动不利于家族的整体利益,但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央王朝对思州地区的统一,进而增强了对西南地区统一的基础。田氏的分裂是作为过渡地带的思州地区逐渐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形式,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     

拉祜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行政制度,是封建统治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拉祜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基本特点表现为从属性、分散性,交融性。“改土归流”是封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变革,拉祜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对其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变化：一是促进了其经济形态的变革;二是引发了其政治制度的变革;三是引起了其社会基础制度的变革。从发展的眼光看,“改土归流”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同时也伴随着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民族歧视     

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 艺术生境探析

唐崖土司城址艺术的形制与价值蕴含,受所处生境制约影响。自然与经济生境决定了城址的选址布局与艺术物象品质;土司与朝廷、地方势力、土民等关系构成的政治生境,使城址艺术凸显强政治与据险尚武特色;土家族原生文化因子、儒家文化传布、民族民间艺术等文化生境,影响了土司的审美情趣,形塑了城址艺术的仿象特征。     

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主要手工业及其分布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纺织、矿冶、榨油、煮盐、制蜡、制皮革等主要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手工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手工业产地增加、从业人员专职化和手工业技术提高等方面；从产业结构看，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手工业生产门类偏少，且发展不均衡；从分布地域看，各类手工业产地在各地分布差异明显，各地手工业门类构成差异也较为明显。     

云南临沧傣族罕氏土司区的民族关系和多元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肇始于秦汉的羁縻政策,并演变形成于宋元、完善于明清、终结于民国的中国土司制度,成为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主要政治制度,延续两千余年,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在各土司区内,也存在着不同民族和复杂的民族关系。各土司区的民族关系怎样,土司又是如何处理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制定民族政策、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云南临沧傣族罕氏土司为案例,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皇帝、“国王”与土司——从“议征安南”事件前后看明嘉靖时期的帝国意识形态

在明嘉靖时期的宫廷政治中,以"大礼议"为线索,逐渐强化形成关注帝系正统与权力传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将"大礼议"宫廷政治与"议征安南"的"国际"政治以及统驭土司的地方政治置于同一视域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影响到中原王朝处理安南国内篡权行为的方式,还引致朝廷对于边境土司权力传承谱系的格外关注。在此种意识形态之下,不同人物、势力经历不同的命运境遇,展示不同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