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法制改革契机与优化路径论纲

当前土地管理法制面临“弱市场化”“权力中心化”与“城乡背离化”本体性困境，就此需依托“政府—市场”上下联动、“权利—权力”内外反馈及“城乡一体协同发展”而反思转型和纾解。比较考量土地管理法制改革之两条进路，进而把握《民法典》“主体自治”理念对“去市场化”之修补、“权利本位”理念对“权力中心化”之矫正、“法律地位平等”理念对“城乡背离化”之扭转的有效调节和工具功用契机。具体面向《民法典》与土地管理法制因应对接时，应贯彻“私权自治与权力干预相统一”“资产效益与生存保障相统一”“协同发展与差异调控相统一”及“效益增长与持续发展相统一”等基础对接原则；遵循“政策引导—试点先行—入法推广”的基本思路，抓紧土地管理法制“废、改、立、释”等有效对接方法；聚焦农村集体土地且秉持从“权力中心化”转换至“权利中心观”的核心对接场域。着力推动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制度优化对策在顶层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的“三块地”持续联动改革、重点的土地整治与耕地保护及其托底的土地管理法制保障机制等多维度发挥改革效能。     

现代种族主义的嬗变及其个人主义根源

在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盛行不衰的重要根源之一是西方文明，尤其是英美文明中的个人主义。现代西方种族主义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而个人主义均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种族主义的发轫阶段，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助推黑人奴隶制的制度基础从宗教差异转变为种族差异，并促成了宗教神学话语的理论论证。在启蒙运动阶段，自由主义思想家对种族主义的辩护，使他们所宣扬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成为自由平等幻象下的“种族契约”,契约论所蕴含的政治个人主义孕育了公民民族主义，助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公民民族主义的竞争性和支配欲与民族国家的排他性为种族主义提供了动力，使得西方的自由民主建立在种族清洗的顶峰之上。在奴隶制被废除和殖民统治瓦解之后的阶段，以文化种族主义和色盲种族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新种族主义，借着反种族主义话语的掩饰，将维护白人特权的种族主义潜藏于文化差异或个人主义话语当中。个人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这一认识对于认清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消除种族主义，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     

土地财政与中国房价实证分析

从土地出让金的角度，采用加权平均数方法对我国近几年房价构成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出让金是影响我国房价的重要因素，要通过提高土地税收和将 GDP 不作为政府考核的唯一标准来抑制房价。     

再访僧侣遗产的法律问题

继承制度是社会契约即共同体契约在人类家庭中的体现,实际上也是共同体共同共有或其他关系的一种法定解释。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群居部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五保户等共同体契约的制度内涵可以覆盖并替代继承。依据《民法总则》第93条之规定,寺庙作为捐助法人,设立理事会等统一的内部机构,形成共同体的内部治理结构,依照法人章程形成对内的行为规范,指导僧众的行为,生活生态呈现一种自成一体的共同体结构,僧侣遗产的处置应当适用共同体中建立的习惯规范,而并不适用继承制度。这并不意味着继承制度与宗教习惯、民族习惯、民间习惯存在冲突矛盾。适用契约路径解释僧侣遗产的处置,可以有效解释一系列继承法进路无法解决的问题。     

湖南湘西自治州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与完善对策

促进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是国家的政策导向,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湖南湘西土地流转的数量和速度不断增长,呈现出流转形式多样化、流转主体多元化的特点,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矛盾、流转承包权益低、流转纠纷多、土地流转"非粮化"的问题。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样流转形式;加强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规范流转程序,严格监管;完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并健全农村社保制度。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仍停留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阶段,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即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约,由于剩余控制权分配既是缓解不完全契约环境下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来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4个条件:第一,当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足够高;第二,产业政策不应是"一刀切"的,要包含政府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国家具备产权明晰化的微观基础;第四,政府不滥用谈判力。本文从不同方面对模型假设进行了讨论,发现结论是稳健的。     

贵州省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主体障碍因素研究——以龙里县为例

本文以龙里县为例,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对贵州省土地流转现状以及阻碍土地出让方、土地承包方、政府、中介组织这四类流转主体流转土地的原因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阻碍土地出让方出让土地的因素为土地流转价格偏低、土地流转主体保障机制不完善等;土地承包方因素为农业风险较大、成本较高、利润少,土地位置的限制,资金缺乏;政府因素为没有完全发挥出相应的作用,专业管理人才的缺乏、土地用途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