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荆门罗坡岗墓地年代与族氏结构辨析

在年代辨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荆门罗坡岗墓地分区及其族氏结构,调整了荆门罗坡岗墓地的年代,建立了4期7段的年代序列.在此基础上,对墓地分区作了细致分析,对各区特征及其历时性演变进行了探讨.发现各区葬俗统一性不同,其内部族氏构成不能一概而论,并结合其他墓地的材料,认为楚国墓地的族氏构成应存在族氏复杂与族氏单纯的情况.     

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     

炎姜、姬周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

古文献中有两个不同的稷神：一个是炎姜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二者之间为甥舅关系。炎姜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炎姜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不窑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以至于周先祖失其代数。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到夏代末年，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后稷弃又再次受到商人尊祀。     

软腐欧文氏菌对大白菜根毛吸附的专化性

分3个层次测定了软腐欧文氏菌(Erwinia carotovora susp carotovora)对大白菜根毛吸附的专化性.病菌吸附表现出对寄主根毛表面的选择性、病原细菌与寄主问的专化性、吸附菌量在病菌不同菌株和奇主不同品种间的差异.讨论了病菌吸附专化性在寄主-病原物识别中的意义.     

麴氏高昌与铁勒突厥的商业贸易

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对麹氏高昌与铁勒、突厥在经济上的交流进行了论述,指出铁勒、突厥在丝绸之路上极为活跃,通过他们在高昌市场上的矿产品买卖和与高昌之间的钱马贸易,我们可以窥其一斑。     

“泰山石敢当”原为“泰巖堂”或“泰巖皇”——“泰山皇玺”考识

“泰山石敢当”词义难解,“石敢当”之人于古史无征。通过“泰山皇玺”的考证,得知“泰山石敢当”实为“泰巖 當”误写讹传,而“當”字应释为“堂”或“皇”,因而“泰山石敢当”原为“泰巖堂”或“泰巖皇”。“泰巖堂”即“泰山明堂”, “泰巖皇”即“泰山皇”。“泰巖堂”石碑,为古时“镇堂神石”,“泰巖皇”为原始“泰山神”。“泰山神”原应为“神龙禹皇”。     

电力能效影响因素的拉氏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

文章应用拉氏因素分解法对我国电力能效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确定.通过1980～2006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总体电耗强度变化是产业结构和产业电耗强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给出了电能对其他能源的替代作用、产业内部结构变化、技术进步三者共同影响产业电耗强度的分析框架.     

历史民族志《溪蛮丛笑》论略——兼论作者朱辅其人

《溪蛮丛笑》一书以条目体例形式记述了公元 12世纪时沅江流域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土产方物、文物古迹 ,是研究这一时期湘西民族史及历史民族文化状况的珍贵资料。原书作者朱辅为南宋人 ,其生卒年代、仕履经历及其人品才识的具体情况史料缺载 ,本文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借助《溪蛮丛笑》一书本身和叶钱为该书所作序言及其他相关零星资料 ,尽可能对朱辅的生平、为人品格和才情学识加以大致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