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行动本体论的哲学来源:从塞尔、德勒兹到怀特海

拉图尔提出的"行动本体论"思想与其研究经历密切相关,受多方面理论背景的浸染。他从塞尔那里继承了很多的本体论思想,最为人所知的是"拟客体"和"转义"这两个概念。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内在性"和"块茎",也被认为是拉图尔的"网络"这一重要概念的来源。另外,拉图尔认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这是行动本体论的经验形而上学进路。     

江苏省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

依据可持续发展内涵，笔者设计了一个由三个子体系构成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实际资料对江苏省近几年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价。为了克服ＧＤＰ指标反映可持续思想的不足，笔者对其做了调整即将ＧＤＰ扣除环保支出后的余额作为评价指标。为了较深入研究收入差距与区域经济的联系，文章用塞尔指标进行了收入公平的评价。在综合评价时，用“黄金分割”法进行了指标权数分配。     

波塞尔技术导向进化观的缘起、内涵及启示

传统的技术进化观忽视“人与技术”在进化中的相融性与共生性，为技术进化沿着自然主义方向发展提供了潜在可能。波塞尔提出的技术导向进化观，破解了传统进化观将技术物等同于自然物而造成通用逻辑不当的难题，更强调人类创造力对技术进化的驱动、人类往复实践性知识对技术进化的可控、人类责任伦理对技术进化的约束，从而引导技术在进化过程中的活力创新、具体应用及价值取向。其理论价值在于，技术导向进化观不仅回应了以哈里斯为代表的蕴含潜在风险的人类增强进化观，而且对如何反思和重构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     

塞尔科技哲学思想的教育启示

新传播科技促进人类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教育也概莫能外。在塞尔分析看来，新传播科技的虚拟性、流动性、可塑性、柔软的连结性以及轻柔的无限可能性，蕴藏着旧式教育机构无法达到的潜能。塞尔认为，只有通过永不间断、远无止尽、摆脱时空与疆界藩篱的教育过程，通过教育与新传播科技之间的相互联结进而创造社会联结，才能真正达致所谓的正义与公平，从而促进教育学本质的发展与确立；教育教学致力的是社会整体，而非在智识上或是专业上的培育，因此更应注重如何培养“共在”公民这个层面。     

吉姆·桑塞尔与世界遗产地黄山

吉姆·桑塞尔是黄山的朋友,正是由于他客观公正的推介,黄山走进了《世界遗产名录》;正是由于他的建议和引导,黄山及时补齐了文化遗产申报材料,黄山才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李泽厚“人类学本体”与塞尔“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之比较

李泽厚和塞尔都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在哲学研究领域都有自成体系并都有很多独特的见解。他们二者都承认＂社会实在＂的存在并对现实发生作用。但李泽厚的逻辑以＂实践＂出发通过＂经验变先验、历史变理性、心理变本体＂,强调＂积淀＂后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而提出＂社会的人化＂的现实目的;塞尔则强调＂意识＂的作用,特别是对＂集体意向性＂在＂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构建中的作用大为提倡。比较而言,以社会的存在来说,前者的逻辑路线从本体论意义上讲,遵循着＂由外到内的、由实践到心灵＂的过程;而后者则强调＂从内到外、由意向性到社会的实在的过程＂。另外二者对于语言同社会实在的关系的阐述中,后者对语言的地位评价较高。     

论塞尔的意向性及其与语言哲学的关系

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对其言语行为理论作出进一步发展后认为,语言哲学归根结底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意向性问题是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交汇点.在其言语行为意义论中,言语行为与意向状态被认为具有某种同构性,意义不仅是意向性的一种派生形式,而且意义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均由意向性所奠定.言语行为仅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将自身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心智能力的一个具体实例,意向性是研究这种心智能力的关键.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标志着一种新的哲学方向,即把言语行为放在心的背景中去考察,使意向性成为语言哲学研究的基础.     

会移动的家具

1932年5月的一个晚上。科学评论家埃利克·F·拉塞尔家中发生了一件怪事。拉塞尔说：“那天晚上，我和往常一样，在二楼卧室休息。突然，‘咣朗朗!’从楼下的厨房里传来一阵巨响。我赶忙下楼一看，原来是厨房里的一个铜制的大过滤器从直角形的挂钩上脱落，掉在瓷砖地上了。我把过滤器重新挂在吊钩上，挂的时候十分仔细，生怕它再脱落下来。     

西方艺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西方艺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是20世纪艺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其特点在于从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阐释各种艺术现象:有的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解释艺术的发展;有的关注艺术生产中的异化现象,用异化理论阐释艺术创作;有的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把艺术现象和艺术风格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结果;有的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解释艺术市场和艺术管理等等。西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则不再把艺术看成是社会经济力量的消极产物,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智力关注的共同结果。在研究中,"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女性主义、符号学等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方法出现了多元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