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毛泽东:私塾里的“省先生”

毛泽东8岁那年,父亲送他进了私塾。在私塾读书期间,毛泽东和同龄孩子一样淘气、调皮,而且会出点子,玩得机智勇敢。"小顽童"巧对对子湖南农村池塘多,夏天酷热,孩子们都爱泡在水里学游泳,打水仗,玩起来就不知深浅,大人们常为此担心。有一次塾师邹春培有事外出,他千叮咛、万嘱咐,告诫学生不得出去游泳,并     

清代徽州塾师的束脩——以《徽州文书》第二辑资料为中心

塾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教育,束脩是塾师的基本收入。徽州文书《门人姓名附录典故》记录了清同治年间徽州黟县宏村一位万氏塾师的束脩收入情况,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一个门人一年要向先生交三次束金,每次束金一般在500~600文,一学年就是交1500~1800文,另有鸡蛋等。以一年收门人20人计,一个塾师年收束金达30000~36000文。如此收入,比照当时、当地的物价,应属中等偏上。此个案在徽州具有典型性。     

晚清民国私塾与塾师的"权势"问题研究

科举停废后,私塾、塾师的状况如何,目前研究不足。有人认为塾师已成失语者,是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揆诸史实,并非如此。在清末到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乡村的教育“权势”是由塾师而不是由教员所掌握,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得到基层民众的普遍信服。这一研究表明,理论建构需要建立在合理的史实基础之上,否则难免放大失真。     

明代的"私塾"与"塾师"

私塾教育,在明代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尤其是科举体制的相对开放,与政府社会教化政策的大力推行,私塾的分布与发展,也呈现出更为纵深化的发展趋势,并日渐成为明代私学中的一个主体部分。私塾的这种纵深化发展,不仅促动了社会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兴盛,也促动了塾师职业群体人数与社会规模的极大增长。不过,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远远超出了私塾及其对塾师社会需求的增长速度,而呈现出了一种供大于求的相对失衡的社会局面。     

“天演论”的祭品:塾师形象的妖魔化书写——以清末民初通俗小说为例

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创作深受“天演论”影响.为赋予“天演”思想以合理性,预示“新必代旧”是社会演进的必由之路,小说中的塾师形象呈现出突出的妖魔化特征即,形象猥琐、道德败坏、不学无术.妖魔化使塾师形象在个人修为、知识层次和社会价值多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兴知识分子并注定被其取代.根本上,塾师形象妖魔化源自作家对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焦虑不安和改良冲动,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产物.     

“富不教书”:明清塾师之生存状态及其形象

塾师是明清两代基层私立学校的教师,属于"无位无官"之人。塾师所负责的教育对象是学业未成的"蒙童",其任职的学校是"乡学"、"义学"一类的私学,而身份则是纯粹的职业教师。在明清两代,塾师收入微薄,生计困窘,趋于相对贫困化。随之而来者,则是塾师形象在民间一落千丈,科举制下师生关系开始转向,及师道尊严的沦丧。     

论清代文士的塾师生活与底层写作——以蒲松龄为例

以文学家名世的蒲松龄,其终身职业是私塾教师。蒲松龄选择这一职业,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有较充裕的时间准备举业。但蒲松龄屡试不中,只能以塾师终老,一直徘徊在士阶层的底层。可以说科举失败,是蒲松龄展开底层写作的一个重要根由,而蒲松龄的创作,也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塾师科举蹉跎、择业艰难、经济窘迫的生存状态。探讨蒲松龄文学的底层写作特色,可以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文人的职业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游文于六经 留意于仁义——明清徽州塾师的教学特色

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民间设塾之风盛行。塾学的广泛设置，扩大了对塾师的社会需求，徽州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塾师。徽州塾师在遵循儒家“先德后行，先礼后文”的道德伦理轨迹进行教育教学的同时，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在教育实践中勇于改革，注意探索新方法，总结新经验，丰富了徽州训蒙教育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推动了徽州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