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人才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和影响因素分析

志愿服务乡村是社会参与人才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式,大学生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乡愁文化”和“社会理性”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所在;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了解程度和志愿组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着力点在于智力支持且具有文教活动倾向性,但也存在意愿与行动脱节、认知流于表面、能动性不强、缺乏思想引领以及对小微志愿组织的支持缺位等问题。乡愁文化嵌入大学文化、引入激励机制、打造志愿组织“大家庭”、牢守宣传育人“主阵地”、强化智力支持优势、补齐理论技能短板、关爱“小微组织”成长、构建“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等可有效优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及其培育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培育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提升大学生的担当精神，以建设一支有担当、敢担当的时代新人队伍，这是应对时代诉求与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然而，大学生的担当精神培育既面对着认知新的历史方位、奋力托举中国梦与应对新“忧患”的时代诉求；又要面对围观的看客心态、非科学的失衡心理、认知偏颇的冲击。因此，把担当精神摆在育人的重要位置，从升级育人内容、优化育人环境等几个关键教育环节着手，营造崇德向善、力争担当的社会风尚，将担当精神培育生活化、长效化，进而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担当意识与担当力。     

被洞悉错觉与大学生英语演讲焦虑研究

在心理学领域,被洞悉错觉是指高估他人对自己内在心理的洞悉水平而产生的被大家看透的错觉。文章旨在探讨是否能够通过克服被洞悉错觉从而降低大学生英语演讲焦虑,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培训,并得出结论:被洞悉错觉概念的引入可以减少大学生在英语演讲中存在的焦虑,并且被洞悉错觉的克服需要多次在实践中才能被逐步内化。其中男女生焦虑降低程度无显著差异。     

新形势下河北省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现状及对策研究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衡量高校教育效果的重要指标,河北省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大省。随着近几年毕业大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对于经济不发达的河北省,就业压力将明显加大。本文探讨了河北省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发展现状,提出完善河北省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的对策。     

多系统论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也译作"多元系统论")[1]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并不断完善的理论。该理论以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Polysystem),即一个系统网(Network of Systems),包括具体与抽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现象里     

高校学生参与网络组织的类型及动因研究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的大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都促使大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参与着社会活动。在日常交流的过程中,如果不对学生进行合理地引导,很容易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不利于新时期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网络组织在高校学生的日常沟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生的参与程度将会影响其日常行为。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络组织主要包括:社区型网络组织、群型网络组织和社交型网络组织,心态开放、自信、展现自我、重视自身成长、以自我为中心、依赖心理重、注重现实利益等因素驱动着学生参与网络组织的活动,而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的网络组织动因各有不同。     

新形势下如何开展高校大学生创业指导工作

在市场环境下,大学生自主创业已经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途径,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大学生就业的新形势以及新情况,进行了市级人才中心对于高校大学生创业指导工作措施的探讨与分析。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