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镜与史鉴——王船山历史工夫论发详

王船山对心性工夫与历史关系给出了不同于道学传统的思考。他通过对道学以心为镜譬喻的批判以表明:人只能在其有限性视域下依照心志意向做出善恶是非判断,而不当让事物向人显现出无历史性无情境的意义。他主张通过对历史与经典的诠释,呼应其所处的时势,将自身的伦理——政治实践融入历史之中。达成之道在于:设身处地地进入历史情境,共其忧患,让历史中那些思考与决断的可能性向自身开放,成为自身生存的可能性与生命经验,综参时、势、经、义,以求得中道。船山认为君子只有不断以此方式返回经史,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实践智慧,通达内圣外王之道。     

王弼哲学溯源——以经典诠释为中心

中国哲学是以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哲学之思,释经方法与本体追求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哲人的经典诠释中。王弼为玄学之宗,其哲学语词、表述方式及思想指向,既继承又超越了两汉时期的天人相应之学,同时也为东晋时期佛教的讲论与传播提供了格义所需的思想依凭。基于经典诠释的变迁,追溯王弼哲学渊源,可以发现,王弼哲学主要通过汉末荆州学术及其经典诠释方法,同两汉思想传统历史地关联起来。当他秉持"得意忘言"的诠释理念,以"注""指略""略例"等释经方法,解读《老》《易》及《论语》时,诠释出的本体之"无"不仅贯通天道与人事,而且也启发了东晋士人对般若"空"义的解读与体悟。     

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之比较

本文从哲学的起源、哲学家的素质、研究的主题、思维方式等方面,比较了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差异、得失,以及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史记》人物传记中的"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对人物的个人价值与社会政治、理想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人物的悲剧命运和政治动荡为出发点,强调了三者关系和谐的重要性。这种从个体价值出发的思想超越了今文经学中“人副天数“的观念,成为“究天人之际“的重要内容。     

从"天人之际"看《易传》"三材之道"的意蕴

本文认为,在动态交遇之"际"的意义上,才能对《易传》"三材之道"作出准确的理解。在以往的知解式理解中,道成为异在于人自身的自在法则,它陷入与《易传》自身整体的矛盾之中。实质上,《易传》的道是经由人自身的活动而切近于人自身,并在天、地、人相遇的能动性活动中生成的。在相遇的活动中,生成了属人的世界及其道,此世界及其道的本质,在于它以人为其中正之心。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欲究天人之际

历代人们对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给予了高度评价。或论其行文、风格 ,或论其布局 ,或论其内容。然而 ,对其半写“天”半写“人”的情形视而不见 ,对其探讨天道与人事之间关系的创作意图 ,更缺乏足够的认识。从反面说来 ,如果看不清它的写作情形与意图 ,不认为是一首“究天人之际”的佳作 ,就无法正确把握它的全部内容和整体艺术特色     

SPECIAL ISSU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EAUTIFUL CHINA The Man-Nature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History： A Stud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所谓“天人之际”,即天道与人事的关系,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历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这里需要思考的：一是空间的差异,我国地域辽阔,人与自然的关系差异很大;二是时间的差异,社会发展变化引起人地关系的差异;三是多民族统一帝国形成和发展与人地关系。今后环境史研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区域研究应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途径;第二,人地关系中的人为因素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地域政治与人地关系。首都所在地往往成为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地区。第四,近几十年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变化。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释义——从占星学的角度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占星学背景下的一个命题,其中的"天"指占星学理论中的天象及其运行规律,并非等同于"自然"。因此,不能把"天人之际"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合一即"天人合一"。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实质上是力图把占星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追求思想与经验统一,在其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与下句"通古今之变"恰巧形成对应。澄清这句名言的原本意义,不仅还原出司马迁的历史形象,而且还从秦汉学术、思想的展开中,发掘出占星学在当时更为根本而广泛的影响,展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长期被遮蔽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一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旨在探讨天人关系,将天道与人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特点;二是"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旨在探讨古今关系,在贯通古今的过程中审视历史的盛衰之变;三是"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力求史学认识要见解独到,史书编纂能发凡起例;四是"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强调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作出借鉴;五是"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要求既要追求史实之真以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又要追求道义之真以维护社会与政治伦理,而史实之真必须服从于道义之真。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