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谏太宗十思疏》的现实意义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篇著名奏疏。他指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积聚德义,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厉行十思。在我看来,魏征所提出的通过“积德义”实现长治久安的纲领性意见,所强调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的安国良策,以及通过“十思” 自戒和选贤任能的干部政策,从而达到“垂拱而治” 战略构想,对今天我们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文将紧扣“十思”,从六个方面试作简论。     

论隋唐之际诗学中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兼论两种体制和创作观念的各自流变

隋唐之际诗学中的雅正观念及体制,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它主要以梁大同以后发生的浮艳、淫放、轻险的诗风为抵制对象。与后来复古派整体否定齐梁诗体的主张不同,此期的雅正观念与体制,是齐梁体内部的一种诗学倾向,其雅正的典范主要来自于晋宋诗歌,与浮艳诗风的区别则在于丽淫与丽则的不同。浮艳诗风始于梁代,至陈、隋时期与流行的新声艳曲结合,一直波衍至唐初;雅正诗风则以炀帝君臣与太宗君臣为主要的提倡与实践者;但是从梁陈到隋唐的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并非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而是存在于同一批作者中两种不同的表现。雅正诗学有它的局限,并被后来兴起的复古诗学取代,其在诗史上的历史作用也被后者掩盖。     

诗歌“盛世图景”的建构--太宗朝宫廷诗传播过程的内在机制和意义初探

太宗朝诗歌具有雍容华丽、典雅大气的宫廷诗典型特点。从社会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看，太宗朝宫廷诗所形成的风格特点，以及它对诗歌艺术乃至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方式，不仅是对南朝诗歌的承袭，而是由太宗朝宫廷诗人群体诗歌传播过程所影响与决定的。太宗朝的宫廷诗歌传播是一种典型的组织性传播，且是一种对公共性象征符号的传播与扩散活动。通过编码—解码的信息交换过程，太宗朝诗歌的“盛世图景”得以建立并巩固。     

论辽朝“政治分治”局面的形成

辽朝太宗(927~947在位)时期,是辽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时刻。在此期间内,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一切重要内容都基本确立。但是,太宗朝所留下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影响中,也存在着“审时度势”的“权宜性”内容,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辽太宗时期,由于应天皇太后及其拥护者阶层的过于强大,动辄干涉国家施政措施的制定,因此造成帝、后集团的抗衡并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直接导致了契丹辽朝政治“分治”的局面的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基本特点。     

朝鲜太宗与明朝争夺建州女真所有权述论

朝鲜与明朝境内边疆民族建州女真的关系,是当时中朝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太宗王在位时期,为了拓展疆土,极力与明王朝争夺居于中朝边境地区的女真人的管辖权。这主要体现在:设法阻挠委身于朝鲜境内的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归附明朝;武力打击明朝所设建州卫分支毛怜卫的指挥使把儿逊。     

宋初太祖太宗时期佛教政策探讨

宋太祖和宋太宗一改后周世宗时的排佛政策,开始实行保护和弘扬佛教的政策。保护寺院,控制僧尼,奖掖高僧,弘扬佛教文化,使佛教发展纳入理性的轨道,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宋初佛教政策影响下,以后的佛教发展趋向有所改变。佛教恢复了势力,开始平稳发展,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创造了繁荣的佛教文化,同儒家的融合大大加深,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     

宋初太祖、太宗朝翰林学士群体白体诗作考论

宋初太祖、太宗朝的翰林学士是宋初白体诗创作的生力军。他们清贵显要的政治地位,通俗流易的文学好尚,对形成以颂美应制、富贵闲适与平易通俗为特征的白体诗风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由于身份、个性及才艺偏好的差异使得太宗朝白体诗风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具有鲜明的个体差异性,从而丰富白体诗的内涵,并预示着宋诗未来发展的方向。     

唐太宗的政府改革

<正>"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这是唐太宗在贞观元年(627年),与房玄龄等大臣研究精简机构问题时引用的一句先贤语录,并由此阐述了一段淘汰冗官的崇论闳议。唐承隋末大乱之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民户凋残,唐初政府直接控制登记在户籍上的户口,与原来隋代户口数相比,"百不存一"。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户籍上的户口"比之隋时,才十分之一"。然而,唐初的政府机构却非常庞杂,官员冗积。唐高祖武德年间,各路豪杰先后归     

论唐太宗失政不自晚年始

近几年,论者对太宗晚年之失已有评述。一般所谓晚年,是指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后。从此时起,太宗对内外施政颇多失误。然太宗之失,实不自十七年开始。《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十二月云:“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征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注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