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遗产税,让娃娃当房主靠谱吗?

目前有关遗产税的相关政策尚未出台,但有些人为避掉遗产税,选择让年幼的孩子当房主。能否避税、能避多少尚不可知,但这么做的隐患却是被人们所忽略的。隐患一:家里急需用钱,房屋却不能买卖和抵押,空惆怅。姜涛经营着一家煤矿公司,为了避掉以后有可能发生的高额遗产税,所以就和妻子商量着以儿子的名字买房。妻子很认同丈夫的打算,就这样,夫妻二人以5岁儿子的名义购买了一套200余万元的住宅。两年后,经过多方考察,姜涛果断关掉了收益每况愈下的煤矿,和妻子一     

体制化想象的质询与诗性的有无--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为“事件核”重返新诗发生的现场,以新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和方法,从新诗研究主导性范式难以关注的层面,质询那业已形成的新诗体制化想象,不仅重新开放了新诗研究的问题空间,也更新了社会学的方法.然而,这种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诗性也有讨论的必要.     

“精魂全在一口深吸的气里”——论姜涛诗歌的形体学诉求

无论赞扬还是指责，姜涛诗歌显然都在呼应着一个新诗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那就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形体“破碎”性质。其《鸟经》时期的诗歌主体形象发生了某种本质性的调整。具体地说，就过去诗歌叙述的内在读者是观众，作者的自我设置是具有与上帝对等位置的，包含怀疑激情的匆忙的撒旦先知；而现在更多是有对象性，内在读者是一个平等的世俗中人。如何弥合一个二流时代中琐碎的生活内容与一个本来应该是一流时代的俊杰声音之间的距离，如何在一个总体破碎诗歌写作气场涣散的反讽时代发出一个整体性的高亢的声音。也成为姜涛诗歌中声音甚至形体学的难题。     

紧贴自身的可能性与当代诗的强度——以姜涛诗歌为考察中心

从郭沫若开始,中国新诗的写作就存在以一驭多的元话语。这既是一种诗歌写作方式,也标示了新诗诗人发声的位置。姜涛诗歌中同样存在这一元话语,但没有延续元话语背后强大的主体形象,姜涛诗中的主体反而显得游移不定,镶嵌在整个社会结构的内部。姜涛的诗由此也表现出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的特征,深刻地表征了当代诗的社会结构处境。通过在诗中反复寻找和检验发声位置的可靠性,姜涛象征性地找到了山洞作为暂时的方案。山洞作为诗人自我反复位移的具象空间,透射着诗人的智慧、无奈和诡谲,生产出诗人和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频繁地介入当代生活的可能性来。而这是一种紧贴自身的可能性,延展了当代诗的政治强度,使其不再需要去向哲学和政治诉求援手,诗与艺术即已自足。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姜涛诗歌的可能性问题,有助于重新衡量当代诗的价值和意义,重新理解当代诗在新诗史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