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方文学中的旅行载体及其现代性隐喻

南方是美国地理和文化中一个独特的区域,总是与落后的种植业、内战的惨败、贵族的没落等意识联系在一起。面对以火车和汽车为代表的工业现代性的渗透,以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和弗兰纳里·奥康纳为代表的南方作家表现出了不同的应对态度,这种态度典型地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对旅行载体的选择上。留恋南方庄园生活的福克纳,总是试图用马匹和马车去抗拒以汽车为代表的现代性;自幼随母亲走南闯北做生意的沃尔夫,喜欢火车的速度以及由此带来的与南方传统的现代性疏离;被残缺的身体所束缚而且笃信天主教的奥康纳,对汽车怀着赞同与否定的暧昧心情,汽车在她的笔下既是运动的便捷载体,又可能成为宗教信仰失却下的暴力犯罪工具。     

"罪恶"的现代诠释:作为现代悲剧叙事的核心——威廉·福克纳作品对"罪恶"的审美呈现

威廉·福克纳作品中表现的多种罪恶,已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特征,也使其常常遭到误解。将悲剧理论与叙事学方法相结合,把作家对罪恶的表现视为其现代悲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既借此与悠久的文学传统相衔接,又赋予其鲜明的现代特征。＂罪恶＂在多部作品的文本构成中被赋予多种艺术功能和复杂的意义指向,并借此为作家完成现代悲剧的创造奠定了基础。     

《喧哗与骚动》中的决定论色彩

“决定论”是自然主义的一个中心主题，人的命运是由环境、遗传及其本能决定的。威廉·福克纳早期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如《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昆丁和小昆丁，他们共有着美国南方的社会、家庭背景环境，成为了那种特殊环境的受害者。另外，小说中也体现了遗传和本能的影响的痕迹。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早期福克纳研究及其在中国

(一)尽管早在1929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南方女小说家伊芙林·斯各特(Evelyn Scott)对《喧哗与骚动》的评论被本·沃森认为是对福克纳的“第一次认真评价”，但那却是为了招徕顾客，由出版社策划的商业行为。①对福克纳的认真研究大致始于1931年。由于《圣殿》中的暴力和恐怖，193     

简论福克纳的女性悲悯情怀

威廉·福克纳是一位关注人类的苦难命运,竭诚希望与热情鼓励他们战胜困难、走向美好未来的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中贯穿了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悲悯,凯蒂·康普生是其女性悲悯情怀的典型.     

《圣殿》中的决定论色彩

自然主义的影响在美国很难消失。“决定论”是自然主义的一个中心主题,人的命运是由环境、遗传及其本能冲动决定的。《圣殿》中的金鱼眼、谭波儿和贺拉斯,他们的悲剧命运为美国南方特定的环境所决定,也和遗传或本能的影响密切相关。     

可悲的“替罪羊”--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艾米莉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女主人公艾米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悲剧性结局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艾米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 ,而是行使了一种制度和文化的象征功能 ,作为一个精神基石支撑着走向分崩离析的旧南方。她为执行这一宏大使命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为作为一个偶像她必须接受旧南方规范的严厉制约 ,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本能的渴望健全地发展 ,不能拥有常人一样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她是被奉献给衰朽的旧南方文化的牺牲     

神性与人性的和谐共存:威廉·福克纳与莫言生态伦理思想共性研究

福克纳和莫言凭借各自虚构的文学王国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关照,阐释了自然的权利和作用,揭露了自然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理想和构建人类生态伦理共同体的创作取向。借助于福克纳与莫言在大自然的经历、对自然的看法、产生原因、主要内容和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期望透视两位作家生态伦理思想中所包含的自然权利、生命价值、人与自然平等以及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共同体,为目前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表现形式和实践例证。     

论福克纳小说中的替罪羊群像

威廉·福克纳作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旗手,对现代社会的替罪羊机制感受至深,在创作中反复着墨于替罪羊现象,分别从种族、阶级和家庭三个层面刻画了一组替罪羊群像.从个体上看,这些人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阶级或家庭矛盾的产物,但作为一个最终命运相似的群体,他们则在各自置身的紧张窘迫的关系场中,代表着一种平缓冲突、恢复秩序的力量.福克纳通过对人物被强制负罪的原由及受罚的仪式化过程的描写,深刻揭示了社会不公正、不人道的本质.     

重审“福克纳的神话”:论《烧马棚》中的伦理选择与伦理反讽

聚焦于威廉·福克纳《烧马棚》中的主人公沙多里斯,认为他是在血统与正义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似乎已成为学界共识,却不免陷入思维窠臼。如若摈弃先入之见,细细揣摩《烧马棚》中沙多里斯的人物形象,不难发现双重叙事动力之并驾齐驱。显性情节中,沙多里斯做出两次伦理选择,人性因子战胜兽性因子,成功坚守“福克纳的神话”;而隐性进程中,沙多里斯摇身变为胆小怯懦、虚荣自私的个体,成为福克纳伦理反讽的对象,“神话”骤然坍塌。唯有发掘《烧马棚》中的双轨叙事,理解其中的伦理选择与伦理反讽,才能全面把握沙多里斯这一人物形象,深刻洞晓福克纳在全新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审美取向,而非持蠡测海、以管窥天般地对人性之辩、福氏之思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