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昶的几个问题

在对袁昶存留文献系统掌握的基础上,解决四个袁昶研究中的问题。一是袁昶的字号与室名。袁昶的一生字号与室名很多,以字号室名寄意,表现其宗奉道家与佛家的思想特点;二是袁昶诗集的名称、编排与品评。袁昶从光绪初就开始编辑自己的诗文集,他一边创作,增加体量;一边听取同道文友对自己诗文的品评建议,修改诗作,在诗学上获得提升,调整编排体例,光绪十五年开始刊刻,十六年年初有了第一个版本。广泛吸取文友们的意见,同年又有了第二版本。此后仍然在修正,光绪二十年又产生了第三个版本。诗集的名称最初命名为《骈枝集》,最后定稿为《渐西村人初集》与《安般簃集》。三是概述袁昶的日记。袁昶日记历时近三十年,篇幅较大,是庚子乱后由其后人抄录而成的,也有他人录出的片段,由于辨识上有一定难度,从未刊行。笔者在标校其全部日记的基础上梳理其版本源流、体例与内容。四是从其日记中辑出集外佚诗。     

如何做好企业公文处理工作

正有位负责办公厅的领导在视察基层工作的时候,要求办公室的人员要争做"四能干部",即"坐下能写,站起能说,遇事能办,问策能对"。他说:"在机关当公务员,如果不会起草和办理公文,还能干什么?"的确,我们作为在企业总部机关工作的同志,肩负着企业管理、指挥、决策、监督和服务的职能,而办文作为基本职能之一,如果     

公文中常用易混术语释析

每个学科都有特定的基本术语,公文学科也不例外.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基本术语,才使公文学的学科特色更加彰显,更加趋于严密和完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术语从表面上看极其相近或相似,但相互之间却迥然有别.如果不求甚解,极易导致错用或混用.有鉴于此,笔者遴选几组常用易混的术语,并对其略加辨析,指出区别所在,以期对大家有所裨益.     

发文字号中的六角括号不要搞错

公文发文字号中的年份,是用六角括号括起来的。这在国家标准《党政机关公文格式》(GB/T9704—2012)中有明确的规定:"(发文字号)编排在发文机关标志下空二行位置,居中排布。年份、发文顺序号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年份应标全称,用六角括号‘〔〕’括入"。2012年6月1日实施的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15834—2011)中也有明确的表述:"标示公文     

简说中国人的姓名字号文化

姓名字号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之一.在汉文化圈外,东西方各民族,再没有这种文化现象.它不仅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各个时代的政治及潮流,以及阶级、阶层、出身、门第、职业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与汉字的形音意和字体结构的特点不可分离.故而呈现出复杂繁多的景致.既有必要研究,又颇值得玩味.     

明代宁夏籍作家胡侍四考

胡侍（1492—1554）,明代中期诗文作家,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鸿胪寺右少卿。与“前七子”中的何景明、康海友善,有多部著述传世。前人关于其籍贯、字号的考订过于简单或存在偏颇,关于“夺秩编民”后的“诏复”问题多从古人之说,未进行深入辨析。通过考辨可以确定：胡侍籍贯宁夏;字承之;号蒙谿（溪）、蒙谿（溪）山人、蒙谿（溪）胡子、蒙谿（溪）子等;在34岁被夺秩编民后,再未复职。     

编读往来

正您好,我们一直订阅《办公室业务》这本杂志,在里面学到很多业务知识,非常感谢。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发文件编号时用"字"是否正确,或者上行文用"字",下行文用"发",如:上行文:马煤字【2011】     

企业字号保护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本文关注了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冒用企业字号"傍名牌"这一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热点问题,从总结现状入手,通过分析现行法律存在的缺陷和司法实践中的障碍,提出了企业在现行法律环境下进行企业字号保护的可行方法。     

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进展、问题与对策

农业品牌尤其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是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在市场影响力、组织建立与基地联结、骨干企业建设等取得进展,但目前品牌数量与品牌影响力、品牌体量与消费市场容量、品牌能量与跟进企业数量及增量存在矛盾,其主要原因有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导致对品牌认知不足,品牌产业链条短及关联产业融合较低,品牌组织管理规范程度不够致使组织间协同效应未充分发挥,品牌系统建设投入不足尤其在技术支持方面有待加强。对此,提出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创建品牌发展新格局;创新联结机制,建立资源汇聚型组织保障体系;强化数字赋能,打造省级特色农业品牌数字平台;开展多元化宣传推广活动,用好激励手段;优化资金使用途径,增加品牌建设资金投入等对策建议。     

文化视角下《红楼梦》中人物字号群及其 杨、霍英译研究

中国古人有名有姓有字甚至有的还有号,并且名、字和号意义相互联系。《红楼梦》中有字的人物共14个,其字和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且联系密切;人物的号,在《红楼梦》中包括人物的雅号、绰号和封号,这些号自成群体,文化意义非常深远。对于《红楼梦》中的人物字号群,杨、霍英译有较大差异,但二者译文中人物字号群的文化含义均未得到应有的体现,这给姓名文化的传递造成了一定损失,也给西方读者理解故事情节造成了一定困扰。中国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尤其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字和号的翻译需依据文化翻译理论,尽量使其文化含义得以有效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