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人情、学理：在三根底线上笔走龙蛇——读周立波《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言》

周立波负责选编了《1959～1961散文特写选》,在其长篇《序言》中,他睿智地兼顾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坛人情,表现了不凡的学理底蕴。这是一篇精彩耐读的序文,细读并研究它,是周立波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有助于了解当年的文坛风气。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建构的过程性研究:一个整合性框架

梳理村落空间及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研究路径、理念和趋向,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过程转向"和新人文地理"文化转向"中回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建构的学理基础以及现实因素,构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过程演变与反思的整合性框架,有助于引导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实践。     

有关丝绸之路研究中若干学理问题的探究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亦方兴未艾,其中尚有若干学理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和再认识。这些问题主要是:关于"前丝绸之路"时期,丝绸之路的"本质"是什么,长安、洛阳以东的广大地区亦是丝绸之路所经的重要区段,兰州在丝绸路上重要地位的再认识,天水在丝绸路上重要地位及区位优势的剖析,关于周穆王的西游及其路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征稿启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是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10–1350/D,中文,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办刊宗旨为: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舆论导向,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前沿、热点问题、权威观点、名家言论,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学理支撑和工作指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内外传播提供载体和平台。     

20世纪30年代大学课程中的马克思主义

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课程已经大规模进入大学讲坛。直接以马克思主义命名、以完整面目出现的并不多见,大部分是分散寄身于社会主义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进化史、哲学史等名目之下。这一现象与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席卷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在当时政治环境不利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能顽强地存在于大学课程中,为当下马克思主义教育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应强化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学理性;二是应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功能。     

法定证据种类的解释视角反思——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法定证据种类的传统解释应当受到质疑。传统解释选择了一种“大诉讼”场域的解释视角,将证据保全资料与被保全的证据视为同一证据种类。这种观点模糊了不同证据种类之间的逻辑界限,导致人证类证据难以确定,助长了刑事审判证据运用的书面化、电子化现象,并使当事人一方形成的证据保全资料无法取得证据资格。要想突破传统解释面临的困境,必须将解释的视角转向审判场域,在修正证据种类概念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证据保全资料的证据种类与证据地位。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学理解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是我国刑法适用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主体身份,产生了与之相对称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解释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学理解释在弘扬该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上倡导: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应坚守行为说+罪名说的限定方式;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上,预防是刑罚适用的正当化依据,应从刑罚种类的限制性适用、刑罚裁量制度的扩张性适用及刑事和解等方面加以实现。     

后殖民主义批评在中国的讨论热点追踪及其探析

当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提出了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学术界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促进学科发展的良好契机。南昌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工作,在重视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的同时,也经常围绕着学术界的争论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青年学子针对学术前沿的争议各抒己见。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都是令学术界殚思竭虑的问题。作者们发表的看法,显示了他们至为珍贵的探索热情。《比较文学:为什么总会发生危机?》一文不仅认同了这种危机现象,而且指出这种危机在欧美大陆学界同样存在,是一种"国际性灾害"。对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缺乏深刻的认识,文学积淀浅薄,文化研究泛滥,是危机的根源。如何走出危机呢?作者提出加强差异研究的主张,并且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化全球化"是一种悖论》一文从文化的特性出发,论述了"文化全球化"只不过是一个虚拟的现实;并提醒世人不能忽视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渗透和价值变迁等后果。作者主张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加强与异域文化的交流,来防止文化渗透,达到相互理解。《雏议流散写作中的文化身份》一文,通过流散写作这个个案,探讨了文化传统的顽固性本质和认同异域文化的艰巨性。制约流散     

东西方古典修辞学思想比较——从孔子到亚里士多德

在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东西方分别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上古时期,东方以中国的孔子为代表,西方以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他们的修辞学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无论对修辞学进行共时的研究,还是进行历时的比较研究,我们都不能回避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两颗灿烂巨星.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在研究立意、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学术背景、社会基础、修辞观念、修辞功能、修辞伦理、修辞原则、理论体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但是,两者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都着眼于语言运用,都强调修辞伦理.这些造就了东西方修辞学研究上的不同范式,奠定了当代世界修辞学新格局的学理基础.     

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

在五代北宋之际中国佛教经历了一次嬗变。在此之前主要是学理型佛教通过“格义”与“判教”创宗立说，是民俗佛教在民间社会孕育生根的时期；在此之后主要是民俗型佛教蓬勃展开的时期。民俗佛教具有泛神论、仙佛不分、兼融三教等特点；与学理佛教探索生活的意义空间相对，民俗佛教营造生活的秩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