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西交通线路上的丰镐与咸阳

<正>虽然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1](《大宛列传》,P3169),但是,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型和纹饰的特点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迹象。小麦、家马和制车技术的由来,有自西而东的线索。一些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所着衣服柔细轻薄,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     

酒令行千古 玉烛更奇葩

中国饮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夏王朝的夏桀,曾"为酒池,可以运舟"。商王朝的纣王,曾"造酒池肉林",好为"长夜之饮"。周王朝的穆王,曾有"酒天子"之称。朝中饮酒作乐,多显奢靡之风;民间饮酒,则纯朴单纯得多。到了汉代,由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人民生活较为安定,因此饮酒之风更为盛行。西汉时的梁孝王曾邀集许多名士到梁苑喝酒,并令枚乘、路侨、韩安国等作赋助兴。韩安国因酒,赋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丝绸之路的开通主要是出于汉王朝维护北部边疆的军事安全的考量,然而其繁盛却要归因于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兴盛的丝绸之路带来的中西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流大大提升了汉王朝的国力:带动了国内手工业及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新思想体系的形成,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强化了汉朝人的国家认同感与"强汉"意识。丝绸之路的开通也大幅度提高了汉王朝的国际地位,汉王朝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帝国。     

浅论清初明季王朝“变节者”

在新旧王朝的交替中,投降的明朝封建士大夫被称之为"贰臣",是王朝的"变节者"。他们仕清并非为了苟且偷生,在内心的深处仍有对前朝的眷念。晚年他们参与了王朝的改革,在引导满洲进入高层次的汉族文明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满洲贵族眼里,这些"变节者"仍是异类,因此在朝廷中备受排挤和打压。然而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去考虑对他们的评价,在整体上还是应该给予肯定。     

从刘整叛宋论南宋的"打算法"及其末期的军政危机

为了探讨南宋末期的军政危机,通过深入梳理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方法,认为:就南宋末年的大背景而言,景定年间贾似道所推行的"打算法"是挽救南宋中央财政危机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的措施,反映了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关系,更深层则是南宋的驭将政策和制度模式.南宋末 期军制的变化使得军权下移,而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的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二者的尖锐对立导致刘整叛宋.     

乡镇何去何从

农业税取消后，乡镇能否因此而走出，目前的困境?下一步乡镇改革的走向是什么?一时间，“乡镇何去何从”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强烈关往的焦点问题。为此，本刊特邀湖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宋亚平教授、华中帅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项继权教授、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何开荫研究员，就农业税全免之后的乡镇改革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     

谁来监管最高权力?--关于《康熙王朝》与《大法官》的思考

《康熙王朝》在中央电视台开播后，笔者在《中国电视报》上看到总制片人刘大印的采访记，说是《康熙王朝》“主要以康熙平三藩、除鳌拜、收复台湾、平定葛尔丹叛乱，统一全中国为线索，带出一代帝王辉煌的一生”。回味一下所看过的几场戏，笔者并没有找到丝毫“辉煌”之感，所能找到的只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天道对于天然合理的人欲人道的绝对征服和野蛮牺牲。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康熙、吴次友和苏麻拉姑的三角情爱。吴次友是康熙扮作普通士子参加大考时认下的师友，在康熙的真实身分没有公开以前，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赢得把康熙…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越析诏诏主及主要居住者为磨些人(今纳西族的先民)。磨些部落7世纪中期进入今云南宾川一带,652年后建立越析诏。建诏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越析诏能处理好与唐蕃两大力量的关系,在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复杂多变形势下生存发展。之后,随着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深入,越析诏与唐王朝关系出现变化,与吐蕃关系则较为密切。失去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后,越析诏被善于利用唐蕃矛盾并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于8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吞并。     

大晟府与教坊关系考辨

教坊是两宋时期最重要的俗乐机构,北宋中前期先后分属宣徽院、太常寺管辖.大晟府成立于北宋末年,是朝廷正式的音乐管理机构.关于大晟府成立期间教坊的归属问题,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本文认为,北宋末年的教坊确为大晟府的属下机构之一,而这一结论之所以被质疑,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坊主理的音乐为俗乐性质,与宋代王朝的宫廷内部的娱乐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大晟府所行使的对教坊的管理权就难免会为宫廷内侍机构所分享.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