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醉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裁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多软件触发源优先级全触发录波技术

介绍了一种在设备监测系统中使用的软件触发录波技术。用两个数据块交替存放连续触发的数据,实现了对连续触发的全触发录波;通过安排触发源的优先级,用高优先级触发中止或屏蔽低优先级触发,解决了多软件触发源的触发重叠问题。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以史为鉴透析官场“马屁文化”

正(一)明《应谐录》中就有一则"善谀"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所谓"谀",乃"奉承巴结"之意。广东有一位县令,特别喜欢别人奉承,每发布一项政令,部下交口称赞,县令才喜欢。他手下有一名衙役想迎合县令,故意在旁边对人轻声说:"世上大凡做官的人,一般都喜欢别人奉承,唯独我家老爷不然,很瞧不起别人对他的恭维。"县令听到他所讲的话,迫不及待地把他叫到跟前,赞美不     

中国理学经典《近思录》在日本的传播和本土化

作为程朱之学重要承传载体的《近思录》在宋元之际流传到日本后,在日本社会广为教习,被当作理学之经典、圣学之阶梯。日本人通过重刻、注释、翻译、讲读、仿编等途径整理生产了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近思录》相关文献。他们在接受《近思录》思想体系时,又对中国注本的部分注文予以批判、加以新解。由《近思录》在日本的传播和本土化,可见中日两国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紧密关联。     

古代玩具大观

九连环是一种流传于山西民间的智力玩具。它用九个圆环相连成串,以解开为胜。据明代杨慎《丹铅总录》记载,曾以玉石为材料制成两个互贯的圆环,＂两环互相贯为一,得其关捩,解之为二,又合而为一＂。后来,以铜或铁代替玉石,成为妇女儿童的玩具。     

试析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中的变译

在《黑奴吁天录》中采用变译法主要由译者和读者两个因素决定,林纾通过采用阐译、缩译和改译三种变译,保持了译文信息的忠实、美学的忠实、语用功能的忠实和效果的忠实.变译的运用使译文创造性地忠实于原文,实现了忠诚原则与跨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     

“天山渔者”王大枢的遣戍生涯与诗文创作

安徽太湖县举人王大枢遣戍伊犁11年之久，还乡后自号“天山渔者”。他在戍地以坐馆教书为生，晚年编定《西征录》一书，不仅是他遣戍生涯的实录，还保留了其全部诗文作品。王大枢的诗歌题材主要分酬唱赠答与吟咏史事古迹两类，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遣戍文人的日常交往、心态变化及文学活动。他的文作以《天山赋》为代表，用虚实结合之笔摹写异域风物，具有历史、文化、文学等多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