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联与行业联

中国式的大门全是两扇,正可作为载体供油漆书写之用.有的帝王之居、官府衙门、祠堂等处大门特大,又有门钉.此类大门前必有门柱,可供悬挂拱形抱柱式门联.至于老百姓家居的大门,往往把对联就书写在两扇门上,那是名副其实的门联了.中国的大小工商业店铺行业等,也常在大门口书写悬挂行业性质很强的联语.所以,可以把门联和行业联算作一类.     

西周时期数字五学六艺

本文通过详细的叙述西周的教育制度和"六艺"教育,旨在说明西周时期既继承商代的教育制度,又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官学体系,形成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近代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移植与确立

中国古代兴建公共工程使用民地,经历了换地、换地并减免税、保障坟墓房屋等附着物以及逐渐限制使用民田的发展过程。晚清,由于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助推,出现“购地章程”,购地程序更为规范化。这种“官府购地”并非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只是皇权专制下的恤民。清末至民国,西方的土地征收制度传入,土地征收在立法形式上更趋同于西方。然而,“平均地权”思想融入后的土地政策,让土地征收制度失去了原有尊重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成为服务于国民政府土地改革的工具。从“官府购地”到“土地征收”,取得人民土地的形式更为完善,但实质未有变化。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利出一孔”与“贫富相资”——宋代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

宋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一派主张"利出一孔",认为官府应该控制高利贷;另一派主张"贫富相资",认为高利贷是"贫富相资"的表现,政府对高利贷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王安石变法前后两派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对立局面。南宋时,占据主流地位的高利贷思想是"贫富相资"。     

简论三代的史官、学校与历史教育

我国夏商西周三代时期,用文字记载的典册的不断出现,为历史教育提供了可资依据的教材;史官制度的逐步确立,巫史职责的逐渐分野,一方面使我国丰富而连续的历史记载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则使历史教育有了比较专职的历史教师;学校教育的产生,则使历史教育成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而且,"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教育体制,也使史官在学校中传授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     

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抄本二种为例

公私收藏的<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后简称<乡局记>)抄本二种是探讨徽州村落文书形成的动态过程的珍稀文献.根据对两种抄本的作者、内容异同及其史件价值的具体考证,<乡局记>是程氏管理上溪源村落的实用手册,它详细记录了上溪源村落的社会组织、山林经济、佃仆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清代前期徽州基层社会的生活实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在徽州,对村落文书的抄誊辑录,除了留底以备后用之外,村落文书的保存,也是为了进一步编纂村志做准备.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之编纂,具有准村志的性质.在适当的情况下,村落文书也常供官府修纂县志时采辑之用.     

仁慈的飞镖

康熙年间,汉中府柳林镇一带盗贼猖獗,官府曾派人捉拿,无奈盗贼个个身手不凡。师爷献计策,说秦岭深处有一位高僧,飞镖耍得出神入化,必定能将盗贼全部缉获。官府便备上厚礼,派人去请。高僧年事已高,决定派一名得力的徒弟下山去处理这件事。第二天,高僧举行了飞镖大赛。靶子是一个     

“黑漆板凳”上的幸福生活

上海男人结婚那天，人家就叫他“新郎倌”。 据说，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新郎倌”是写作“新郎官”的。因为，民间过去对结婚有“小登科”之说。 喜事正日这天，新郎穿上全新的喜庆服装，帽子两边插上绒花（象征荣华富贵），又叫状元花。这一整天他都可以支配别人，别人却不能支配他做事，就是地方官府也不能干扰他，俗谓“一辈子就做这一天官”，故名新郎官。     

吏人起源于官府贱民略证

关于吏人阶层的起源问题,现有的几种解释都不是很周全,特别是从官制角度把吏人视为人为压制的结果,这与唐宋之际身份解放的大潮流相违背,显然不合情理.有种种证据显示,吏人的前身应该是官府贱民,这些人在隋唐时期开始加入日渐卑冗的吏职,并可能通过流外制度升入官员行列.唐宋之际,这些人的身份也一样得到很大解放,宋朝对吏人的种种压制措施实际上并没有压低他们的地位,只是取消了他们通过流品制度升入士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