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创破密奇迹的“暗算”天才池步洲

一个月内破译几百封密电 池步洲生于1908年，福建省闽清人。他从小就聪慧好学，高中毕业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就读机电专业。毕业后，他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署任翻译，并娶一位名叫白滨晓子的日本姑娘为妻，育有3个儿女。     

曹魏邺城中央官署布局初释

曹魏邺城中央政权机构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治和行政上的某些特点。时人的诗文以及后代的历史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掘对了解当时的建筑布局提供了线索。通过对考古和文献这两方面资料的分析 ,可以推测此时期邺城的建筑布局。邺城中央权力机构建筑布局体现了此时官僚制度的完善和中央集权的发展。     

新见封泥与秦县印制变迁

秦印制度对战国至秦统一的历史进程多有反映,由封泥所见县印切入,可揭示相关面貌,并增进对秦汉、汉唐政治制度演变的认知。秦印称谓经历由“玺”而“印”的变化,时间非以秦统一为界,而在统一前夕。天子印称“玺”、吏民印称“印”,与秦统一“正用字”“正用语”的旨趣尚不尽同,后者属“非制度”行为,故曰“群臣莫敢用”。“通官印”指可通于上的“通官”群体用印,对称概念是“小官印”。“官”指官吏而非机构,“小官印”不是“小”的“官印”,而是“小官”的“印”。秦代“小官印”“少官印”是指少吏所持官印。与后世唐代不同,秦官印主要是吏员印。机构主官用印使用职官省称,凸显机构名称,反映秦主官用印时吏员印、官署印属性合一。秦县、乡印存在不同写法,如“绵者”与“绵诸”、“灋丘”与“废丘”、“卿”与“鄉”,是秦“同书文字”的体现,时代分属统一前后。用字之外,界栏也是判断用印时代的重要参考。秦及汉初“道”官不置乡,或设“部”管理,部印之“部”与马王堆地图所见之“部”的性质相近。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徐州龙华寺——中国第一座具有异国建筑风格的寺院——对法显老和尚与徐州龙华寺渊源的考证

中国的佛教寺院建筑，基本上都是汉式建筑，其建筑形式来源于佛教滥觞时期的洛阳鸿胪寺。众所周知，鸿胪寺是东汉专管朝祭礼仪的官署，只因西域来的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用白马驮经书来此翻译和传法，中原人便效仿他们住的地方建筑了后来的佛教道场一一寺庙。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飞檐斗拱式的佛教寺院，     

东晋建康东宫主体官署建筑格局

东晋建康的东宫官署建筑格局特征与帝宫的结构特征类似，以崇正殿为主，东西两厢为翼辅，宫内机构明显模仿帝宫制度，少数宫外机构分布在宫前南面的里坊。宫殿建筑群作为母体建筑，东宫是其中的一个子要素，东官方位观的出现与定位从侧面反映了政治性宫殿建筑的整体构想和演变规律。东晋东宫形成主体居中、两翼为辅并列式的空间组合关系，体现了东西向延伸的横列式宫城空间布局思想。     

汉唐官印制度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的官印制度在隋代发生了重大变革.秦汉时期的官印,基本上都是官名印,并无官署印,通官正秩基本都有印.而隋唐的官印则以官署印为主,除了特殊使职,官员一般无印.官署印出现并代替官名印成为正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古代的政府组织形态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秦汉之时,官员有印而官署无印,原因在于秦汉的各级官僚机构基本是以个人开府的方式组建的.隋唐之时,官署有印而官员一般无印,原因在于隋唐的政府组织处于全面机构化的阶段.官印制度的变革反映的正是中国古代政府组织形态的重大发展.     

内乡县衙

地处豫西南的内乡县是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山区县，全县总面积2465平方公里，人口63万。     

元代设有管理伊斯兰教的官署吗?

元代设宣政院以管理佛教,设集贤院以兼掌道教,建崇福司以管理基督教."回回哈的司"是管理伊斯兰教教务的机构,而不是掌管伊斯兰教的正式的行政官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