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清代森林保护多元共治法律制度研究

清代经由长期理性共识的积累与提炼,在森林保护方面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多元共治"法律理念,并构建出符合森林生态治理内在要求的法律制度。古今森林保护问题的表现形式虽不尽相同,但受历史传统、法律文化、森林自然特征等方面因素影响,古今森林保护法律制度在森林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中关于多元共治的内在逻辑要求具有相通性。清代森林保护多元共治法律制度对完善现代森林保护法律制度以及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实效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话的文法》述评

赵元任先生所著的《中国话的文法》一书除了在学术方面对汉语语法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描写与构建,其所展现出的学术精神也值得后人细细品读,包括对语言事实的重视、对待学问的理性态度以及跳出去跳进来的研究方法,也正是这些学术精神使得该书引起了汉语语法研究质的转变。     

论地方债预算的制度逻辑与规范控制

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公共预算,通过预算硬约束规范地方政府发债、用债和还债行为,已取得理论上的共识。《预算法》规范地方债的重心应是地方政府债务收支行为,重新认识预算平衡,赋予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举债的适当空间,将地方债收入和支出纳入现有预算体系,建立以偿债资金来源收入和偿债支出为内容的地方债复式预算,并将地方债收支纳入预算草案中予以编制。地方债预算议案应经过本级人大和中央的双重审批,通过审批的地方债预算法案即成为地方政府发债、用债和还债的具体授权规范,以地方债预算法案的法律效力和法律责任制度抑制地方发债冲动并对地方债收支行为予以监督。如此方使地方政府发债有序,实现地方债预算的全面、规范、公开和透明。     

论信托关系的法律拟制

拟制信托是将不满足信托成立形式要件的法律关系拟制为信托关系。拟制信托法律技术在我国已经被运用于司法实践和学理分析中，但其本身并未获得足够关注。现代财产管理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外观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形不时出现，为保护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满足社会生活需要，有必要通过信托的拟制供给规则，以弥补依据法律形式适用之规则的不足。我国信托拟制应从司法拟制上升为立法拟制，拟制的内容应为意思拟制而非事实拟制。在规范设计层面，拟制信托的要件可分为拟制要件和一般要件。     

亚投行快速扩围

近期亚投行的快速扩围,既说明其对推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被认可,也是中国影响力和发展前景被看好的体现。如果说此前亚投行面临的考验是能否吸引更多国家加盟,那么随着参与者日益增多,它要应对的挑战也变了。如何在规范和效率间取得平衡是亚投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规则和治理模式可能不合国际规范,一直是一些发达经济体对亚投行持保留态度的理由。尽管中国官方多次强     

CAJ—CD规范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参考文献著录方面存在着主要责任者缺位、文献分类含混、页码著录宽纵、转引缺项等问题。译作者和注疏校勘者同样应被视为主要责任者;文献分类方面,文献类型的界定应作出更详细的说明;页码著录,建议将文集、论文集、全集、选集、学位论文、报告几种参考文献的页码作为必选项;转引问题,建议分情况对待。     

加强和规范工业统计工作的几点思考

一、基层企业统计工作中的制约因素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统计意识不强,基础工作不规范,统计法制观念淡漠。 一些企业的法人统计意识薄弱,对《统计法》和《统计管理条例》,特别是对工业基层统计方法制度和指标内容知之甚少,没有将按时准确上报统计数据作为企业和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私营企业建厂时就没有按照法律建立正常的企业财务核算制度,没有依法设置会计帐簿和会计人员,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工业财务核算统计不健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史学界忽视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 ,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极个别学者虽然引起了注意 ,但错误地把它混同于当时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 ,我们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1 931年 2月前 ,由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 ,由于苏维埃政权当时还局限于中国的局部地区 ,故未提交“一苏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