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柳、苏词的雅俗对峙

雅与俗是一个分合消长的流变过程.词体文学从中、晚唐发展到北宋蔚为大观,至柳永与苏轼,先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创作趋向--雅与俗的对峙.这种对峙,有着各自不同的源流传承,浸染着宋代文人雅俗两极的文化个性,在词坛审美取向变革的背景作用下,显得尤为鲜明突出.它不仅完成了与东坡言志耆卿言情的构体开派,而且成为北宋词雅俗嬗变的关捩.     

论刘庆邦小说中的暴虐想像

刘庆邦小说中的暴虐想像可在三个层次上言说。第一个层次表现为美丑对峙,丑掩盖美,同时伴随有不期然的悲剧氛围;在物质主义围剿战的背景下,最富影响力的社会结构模式之一的城市始终在暴虐的关系上建构着农村,形成了反抗意义上的第二个层次;暴虐想像的第三个层次来自于“多数的暴虐”,其能量更加巨大,而言语及行为的暴力尤为惊心动魄。刘庆邦小说纵身时代的选择客观上也为暴虐提供了温床。     

“文化”概念的古今对峙与美学的抉择——兼论文化、美学与“三俗”之关系

18世纪以后,"文化"概念的定义发生了质的改变,与古典时期的定义两相对峙。古典"文化"强调教化,含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意味;现代"文化"则去除了价值判断,主张多元平等。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与现代"文化"概念具有一致性或亲缘性,美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摆脱现代"文化"概念,选择古典"文化"定义。现代"文化"定义和美学共同暗中为"三俗"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理论根据。     

中国古史发展中的“契丹现象”透视

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基于南北方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潜意识而形成的致力于中华民族汇蓄、凝聚的发展过程，曾产生了许多异彩纷呈的独特的历史现象。契丹辽朝政权与五代、北宋政权的对峙，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融合汇蓄的发展过程中，它们结束了一个旧的发展时代，并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就是将自古以来南、北方民族长期对抗、纷争不已的形态，转换到了圆融共活的新时期，并最终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基础。     

“世”与“山里”的对峙——论西行法师和歌的两大主题

西行是日本中世著名的隐遁歌人。他在长迭五十年的隐遁生活中创作了2000余首和歌。这些和歌或吟咏大自然的美丽，或描写隐遁生活的艰辛，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悟。他的和歌清新自然，一唱三叹，洋溢着“闲寂流”的美。在西行的和歌里，“世”与“山里”两词出现频率最高。“世”代表着体制内的俗世，“山里”代表着远离俗世的隐遁生活。在西行的内心世界里，这两者是对立的。这是研究西行必须探讨的问题。     

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从对峙走向融合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是相互对峙的两大学说体系。从理论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两大理论体系都脱胎于古典经济学,有着相同的研究主题和发展背景;但从研究范式的整体角度来看,二者之间在前提假设、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又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从最近发展趋势来看,这两大理论体系在相互竞争中既有区别但又相互渗透,既有对峙但更呈融合态势。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文化他者的特殊图景探析

对文化他者特殊图景的勾勒,意在表述文化他者身处异域的失语与无根,在探求主社会文化习俗的形成与特点的同时,重在分析文化他者与主社会文化的差异和互补。以肇端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为例,通过对文化他者的特殊图景再现,探讨文化他者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历史作用,并从中得到启示。     

克隆人问题引发的伦理困境

人类生殖性克隆技术带给人类的伦理争论与焦虑是多重的。首先,克隆人问题表征人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尖锐对峙;其次,克隆人问题反映了功利与道义之间的拮抗;再次,克隆人问题体现了科学自由与人道责任之间的空前紧张;最后,克隆人问题暴露出人类在科技进步与伦理变革之间的焦虑,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冷静思虑。     

归途的迷航——试从声音的对峙窥视《格萨尔王传》和《荷马史诗》的永恒回归

在《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传》中,都有两重声音对峙交织在整个文本里,有创作者和人物的对话,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碰撞对话,也有人物自身的矛盾对话,正是这些对话推进了故事的发展,把最终的态势引向了寻求史诗的共同模式:经历一番艰难抉择,尝试无数痛苦的征程,最终实现心灵或现实生活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