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族制度与封建国法之关系

宗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产物,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牢固基础之一,是整个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制度的家法族规与封建国法在内容上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功能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彻底肃清宗法观念的遗毒,对依法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无为而治下的汉初皇权

汉初的政治方针是陆贾所倡导之“无为而治”。总的说来 ,这种认识大体是正确的。说大体正确是因为无为而治的国策 ,并不是大汉建国伊始就已确立。事实上 ,刘邦建汉后一直到他去世 ,大汉的国策基本上是崇尚进取和有为的。到惠帝以后 ,女主称制 ,诸吕的兴起 ,曾一时破坏了刘邦晚年与大臣之间“白马之盟”的政治契约。随着诛诸吕 ,从文帝以后汉朝政治又回归“白马之盟”之后形成的政治框架 ,军功大臣集团力图维持这一政治模式 ,以巩固自身集团的政治利益 ,文帝、景帝也依赖这批军功大臣的支持维护和稳定皇权 ,双方在这样一种政治情势之下 ,达成某种的政治平衡 ,便有了无为而治国策的出笼。     

孙皓时期皇权的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冲突的加剧——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二

252年孙权去世,孙吴皇权一度旁落。孙皓继位后,清除权臣,政由己出,一度整肃朝政,颇得赞誉。不过,作为孙吴末代专制君主,孙皓地位稳固后,努力强化皇权,主要表现为重用佞幸小人,加强对儒学朝臣的监察,迁徙都城,甚至无端地兴师北伐以搏取声望。在生活上,孙皓则荒淫奢靡,并无稳定社会、增强国力、体恤百姓的愿望与举措,引起了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抗争。对士大夫社会的清议之士,孙皓多有杀戮之举。士大夫社会的疏离,动摇了孙吴统治的基础。     

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

中国封建社会虽说是一种农业经济、自然经济,但商品经济却是它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催化剂和动力。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主干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它要求土地与劳动力的紧密结合,自耕农便成为这种结合的最好形式,能够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以经济的手段与劳动者结合,也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在农业基础之上的是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和货币是中国经济结构涉及的两个特点,而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是封建国家对经济的强大的控制与干预。     

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论潘金莲的“淫”

本文从社会、婚姻、家庭及夫妻生活等方面，探讨了潘金莲的所谓“淫”的起因，对潘金莲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提出了潘金莲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对深入认识和正确评价潘金莲这一形象，以及“金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圣地、盟约与杀戮——五台山皇权与佛教关系的民族学考察

本文利用田野资料,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对五台山特有的仪式神话作出人类学分析,厘清了皇权的特有结构以及其沿自身逻辑所展开的与佛教关系的复杂面向,通过与坦巴雅的"转轮王模式"进行理论对话,对过去相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转轮王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质疑。本文旨在证明,佛教始终是基于皇权所规定的祭主/祭司关系而被纳入整体结构的,五台山及文殊信仰是传统国家宗教面向的整体表达,而其中封建原则的运行是理解边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与国家整体之关系的关键所在。     

中国刑罚制度发展演变探析

刑罚作为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有久远的历史。中国的刑罚制度自原始社会末期产生至今,历经4 000余年发展,拥有完整的发展轨迹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由中国刑罚制度的发展历程可见,刑罚的发展变化与特定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中国刑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鲜明特色,这种独特性和特色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深刻烙印。     

康雍乾廉政建设的特色及演进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把廉政建设作为巩固皇权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继承明代廉政基本制度基础上,并加损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廉政体系,有效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康雍乾廉政建设的首要特色是"乾纲独断",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康雍乾廉政建设的另一特色,在于将吏治与民生联系在一起;制度的创制和改革也是康雍乾三帝廉政建设的一道风景。     

中西封建世俗权力制约机制的礼仪性思考——以封禅礼与中世纪加冕礼对比为例

世俗权力制约机制这一"顶层设计",充分体现了中西方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生态诉求,即追求权力享有主体之间(王族与贵族或神权与王权)的平衡。而中西方在世俗权力制约机制上,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制定原则方面等都有较大差别。因其涉猎范围较广,如从礼仪制度方面切入,有利于我们从微观角度更好地把握彼此之间的异同,从而更加确切明晰中西方古代权力运作模式。本文以封禅和加冕为代表,通过分析其产生背景,过程,史实以及流变,分析以其为代表的世俗权力制约机制对于相应历史发展趋势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