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赋悲剧色彩的历史文化基因

屈赋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不仅是屈原个人遭遇不幸,理想破灭的悲剧的再现,它还是整个楚国、楚民族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楚部族从其建立起,就长期受北方所谓正统王朝的歧视和讨伐,这种歧视和偏见刺伤了楚民族的心灵,促成了民族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产生。     

二美杂会还是洁秽相混？——屈赋“芳泽杂糅”诸句释意简析

对屈原《离骚》等作品中的"芳与泽其杂糅兮"诸句,古今学者的解释存在分歧和矛盾。本文支持王逸以来释"芳与泽"为芳香与润泽的观点,并分析了解"泽"作与"芳"相对的污秽、垢腻之类义项的释意的错误原因,指出其思路与前提本不确当,可以视为读懂古书、解决某些字句训释分歧时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新树挺拔硕果香─—《屈赋创作论》序

《屈赋创作论》采用新的文学批评方法,重点探讨了屈原创作的心理、情感动力、创作过程及创作成就,这在历来的屈原及其辞赋研究中,是较为薄弱的方面。     

柳宗元与刘禹锡接受屈赋管窥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由于有着与屈原类似的资质才能、时代境况、理想追求及政治遭遇，故他们对屈赋皆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考察柳、刘赋作，他们在承继屈赋关心时政之忧世情怀、嫉恶刺邪之批判理念、九死未悔之斗争精神及志端行直之高尚人格等方面有着相同的一面。然在赋体形式、创作方法、内涵特质、赋作精神和赋体发展等诸多层面，他们的认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论诗人哲学家屈原

否认屈原是哲学家的观点出自一些著名学者,但以一种精神深度的揭示方法,从屈原作为诗人个体的存在方式去发掘屈原的心灵意蕴,透视其个体的存在特性和艺术世界的表达风格,发现和还原屈原诗人哲学家的应有命名。屈赋中的艺术与认识,形象与沉思已成为悲剧个体的存在表现,一种拒绝阐释的哲思,是诗人屈原为哲学家的有力例证     

屈赋研究三辨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体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其上层建筑方面的落后只是相对的；屈原继承了楚文化中的进步传统，并探索着以变革求富强的新路；扬春时判定屈原为反对统一、维护落后文化的悲剧角色，并不妥当。《离骚》“上下求女”喻指“求合于君王”；王锡荣以“前四次求女”喻“为国求贤”，“远逝求女”喻“为己求主”，不符合《离骚》前后的逻辑关系。洞庭湖除会湘水北入大江外，并无另外的出江“湖口”；“庐水”与“庐江”非为一水，其发源地亦不在一处；赵逵夫关于《哀郢》“西浮”新说，和在江西西部有“另一个陵阳”的推断，均难成立。     

屈赋"洞庭"与里耶秦简"洞庭"的解读

历代楚辞学家对屈赋中的"洞庭"都注为洞庭湖,2002年4月里耶发掘出秦简,经专家们对极少的秦简初步认读后,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洞庭郡"的记载.在先秦的史料和<史记>中也都有对"洞庭郡"的记载.先秦时期的洞庭湖不叫洞庭湖,而叫云梦泽.所以屈赋中的"洞庭"不是洞庭湖,而是洞庭郡.     

杜诗对屈赋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屈原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在艺术手法方面,杜诗深受屈赋的影响,利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论证法,对杜诗中与屈赋有关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研究认为,杜甫有着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追求,在其创作中对屈赋有多处直接的运用和点化,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化心态也对杜甫产生了影响;杜诗受到《离骚》等以比兴手法表达丰富感情的创作影响,屈原首以男女喻君臣关系,用自然界的动物花鸟表达美丑好恶,杜诗在意象的选择上以屈赋为基础,但扩大为自然万物都可以拿来做象征的意象;杜甫部分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作可见屈赋浪漫主义手法的影响,与其一脉相承,屈赋的浪漫主义通过幻想和神灵世界描绘出了瑰丽奇异的画面,又通过热烈奔放与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来表现,杜诗也通过奇特的想象来构造虚幻世界,但形象往往有现实人物的身影,并富有乐观开朗和浪漫的情思;杜甫的一些诗歌创作继承了屈赋的悲秋主题,杜诗中频现枯木、秋雨、秋风等意象,悲愁主题的诗歌创作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屈原,杜诗充实并发展了这一主题并在其基础上扩展了表达内容。     

论屈赋中的“ABB”结构及其修辞意义

本文对屈赋中“ＡＢＢ”结构产生的源流、应用的状况作了历史考察,并分析了这一结构的修辞意义在于显示加倍描写的功效和增强诗行的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