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的文化研究转向

"文化研究"自20世纪上半叶诞生起以来,特别注重对工业社会中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批评,但少有学者在文献研究中使用其开放的研究策略.汤洪在《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一书中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文化广义化、经验与实践并重等研究策略引入到他对楚辞的文献考证中,使得传统单纯依靠小学方法的楚辞研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这种研究路径不仅对楚辞研究是一种视野的拓展,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再现了先秦的人文风潮与历史语境,对先秦历史学与先秦地理学研究也大有启迪.     

屈辞《招魂》新辨

楚辞《招魂》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中招魂仪式第一阶段。诗序叙巫觋扮演怀王亡魂、上帝、巫阳,交代招魂事由。招魂活动始于楚境旷野秦、楚交接灵车时,由巫阳招魂至郢都修门,转由巫官工祝引魂回故居。该诗是屈原在祭辞基础上改创而成。其题旨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屈辞"三字结构"与古代诗歌句式

"三字结构"是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实义语词按词序组成的诗句结构.它与语言的发展同步,滥觞于较早的散文和诗歌中.屈原大量使用"三字结构"所创造的奇偶相谐的诗歌句式,不仅构成了屈辞新诗体的要素,而且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句式及其语言形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试论屈辞的香草意象体系及其文学张力

屈辞中的香草意象缤纷奇特、意蕴丰厚,它们构成了一个统一、完整的意象体系,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屈子的理想、人格和情感.屈辞香草意象的形成机制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屈原自身、楚国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探讨.屈辞开创的以香草"抒情"、"言志"的文学传统,对后世文人及其文学创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屈辞《大招》释疑

楚辞《大招》和《招魂》文本之异同乃巫祭文化使然。"二招"共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的招魂礼,一事而二用。《招魂》用于野外,《大招》用于出殡前宫中举行的大型祭典。"二招"均为屈原据巫觋及巫官祭辞改创而成,并因招魂时地及行招者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体制和风格。其题旨均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屈原事迹管窥

屈原作为政治家和伟大诗人的形象已被世人公认,但这并不是屈原的全部.屈原生活在楚国浓厚的巫鬼文化传统和怀王政教合一、巫风炽盛的时代氛围中,要置身祀外是很难的.屈原的主要作品<离骚>、<九歌>、<招魂>证明他谙熟祀事,有神鬼观念和灵魂不灭的思想.而楚巫官观射父、左史倚相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与屈原殊为相似既可从事内政外交活动,也精于巫史之道.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