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国国史案的背后——一场特殊形态的华夷文化冲突

北魏王国史上有一个国史案问题,本文从中华文化史学视角揭示国史案背后的华夷文化冲突。文章就"从邓渊到崔浩"、"崔浩的‘国史案’"、"崔浩其人"、"说中华史家之实录传统"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既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的特色,同时也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造的先决条件。人类在创造文明,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必须正确而充分地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完成"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伟大任务。     

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

公元450年,崔浩被诛,其缘由史书记载多有分歧,大致可分为三：佛道相争招致杀身之祸;与南方政权有染,事情败露而被诛;修撰北魏国史“备而不典”而被诛。但究其深层原因,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对汉民族先进的政治、文化加以继承理所应当,但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守旧,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他们又表现出了抵制的一面。在这一背景之下,崔浩作为儒士,他为实现自身政治抱负、汉化鲜卑政权、恢复儒家道统而跻身于这一政治漩涡之中,最终成为了集团利益纷争下的牺牲品。     

崔浩与五世纪北中国的人才战略

崔浩是北魏初期的汉族政治家,在北魏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崔浩改定历法、注释儒经、撰写史书、吟诗作文,对北魏鲜卑族的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崔浩非常注重吸收各种力量以稳固北魏统治。在人才选拔上,崔浩既重儒学又重才干,既重门第又重能力,显示出较为理智的人才观。尽管崔浩的人才观与北魏皇族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但却代表着五世纪北中国人才战略的正确方向。崔浩之死,是鲜卑贵族向试图汉化的人发出的危险警告,这种正确的人才战略也被搁浅了。崔浩死了,其思想并未泯灭,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崔浩的人才战略,北魏吸收了大量才士,北魏王朝走向鼎盛。     

从国史之狱看北魏时期民族融合中的文化冲突

崔浩是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经西晋末年五胡乱中华后留居北方的代表人物.他欲借鲜卑族政权来推行儒学,这预示了胡汉文化在其身上发生冲突的必然性.这场文化冲突,是从他的政治观、民族意识、宗教信仰、学术历史观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国史之狱,真实地记载了历史上汉民族文化大融合过程中的另一面.     

《魏书》标点勘误一则

正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卷三五《崔浩传》载:"浩既不信佛、道,(崔)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象。"其于"佛道"之间加顿号,意谓崔浩不信佛教和道教。崔浩仇视佛教,《魏书》本传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此外,崔浩也曾诋辱道教经典,《魏书》本传载:(崔浩)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书,以乱先王     

北魏文化发展史上的崔浩时代

崔浩以其过人才华和谋略成为北魏史上最著盛名的汉族官员,他以经世济用、用夏变夷为核心的政治理想和文化主张在太武帝时期开创了北魏文化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崔浩之南朝情结及其与南士之交往考析

十六国北朝时期留居北方的汉族儒家大族代表多与胡人统治者合作,既促进诸胡之汉化,也巩固其家族社会之地位.但其内心深处,则视江南之东晋南朝政权为正朔,对其所承传之华夏传统文化表示认同,这就是所谓的"南朝情结".崔浩为北魏前期汉族儒学士大夫之领袖人物,尽管其在实际军政事务上多为拓跋氏统治者考虑,但对北魏鲜卑酋帅的南进策略则一再劝阻,表现出内心中的南朝心态.崔浩为北魏修撰朝仪制度,借重南朝士人,以转输保存于江左的汉魏典章制度.崔浩提携东晋一流高门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目的在于提倡门第精神,实行门阀制度,促进北魏汉化.     

矜才负能的代价--崔浩心态悲剧的剖析

本文从心态角度探讨崔浩心态的发展历程、崔浩的政治理想以及崔浩心态的悲剧,说明崔浩的悲剧在于怀着理想化以及过于激进、自高自负的心态而忽视了现实环境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