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指的狂欢:罗兰·巴尔特的意义

罗兰·巴尔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创建了带有文化批判色彩的符号学理论,在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中产生了强烈影响。巴尔特认为现代神话概念可以有无限的能指,资产阶级开发的大众文化利用能指把一个符号的原初意义改变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使大众失去人文精神。广告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催生了人们的消费主义意识和享乐主义思想,构建起所谓的“时尚”,主宰着人们的日常趣味。这样,罗兰·巴尔特通过对时尚的分析,揭露了现代神话的欺骗性。     

主题与结构:寻找“深在的作者”——深度解读罗兰·巴尔特的《米什莱》

迥异于以生平与思想发展为主的传统作家研究,罗兰.巴尔特的《米什莱》开创了一种新的探索方法,试图寻找文本的深在的作者。他主要利用主题批评方法对米什莱的全部著作进行解读。通过寻找米什莱著作中的主题,并利用结构概念,构建米什莱著作的主题结构网络,恢复一个蕴藏在文本中的真正的米什莱。     

对巴尔特零度写作理论的再读解

罗兰·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理论,在强调不含思想感情的零度的、中性的写作同时,提倡自由的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表现,在主张写作主体消解的同时,又试图通过作家的风格间接地表现主体的思想情绪和观念意图,表现出零度写作理论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辩证美学思想.     

“左眼”看中国的三种视像——萨特、安东尼奥尼和罗兰·巴尔特中国行文本的互文性分析

欧洲左翼知识分子萨特、安东尼奥尼和罗兰·巴尔特分别于1955、1972和1974年访问中国,并各自留下亲历中国的记录文本。由于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中国行不同的在场遭遇,他们关于中国的感受见解大相径庭。萨特的“红色中国”观、安东尼奥尼的“两种表情”中国论和罗兰·巴尔特的“负片（Negative Film）中国”观,除了分别显示他们“积极介入”的存在主义文学观、“积极疏离”的间离理论和“判断悬置”的现象学方法外,还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观察中国时视点转化历时化的过程。他们中国行的三种视像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中国立场嬗变,也为我们认识特定时期的中国社会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金色笔记》中的“作者死亡”

“作者死亡”观从19世纪开始萌芽,到20世纪60年代发展到顶峰,其反文学传统的革新精神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作者之死与作者建构的激烈争论.面对讨论的热潮,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其1962年创作的小说《金色笔记》中更是雄心勃勃地让“作者死亡”,大胆地分析了小说中作者主体“退隐”下的多种叙述策略,即以主体批判、话语分析、形式实验的方式对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文本实践,以此探究了当今文学中作者与读者的身份与角色的转变意义.其开放性的观点与之后的后结构主义学家巴尔特、德里达、福柯的“作者死亡”论点都有着奇妙的暗合,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真实再现与审美假象——比较卢卡契与巴尔特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在卢卡契和巴尔特的解读中,现实主义文学展现出完全相反的政治属性。前者认为现实主义是对生活的整体反映,能够发掘生活中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帮助人们认识已被物化歪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后者却认为现实主义只是一种欺骗性的审美假象,是为了维护现行资本主义体制而精心设计的诡计,背后隐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意图。两种主张各有一定洞见,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实主义文学的复杂性。     

罗兰·巴尔特私人化的文学现象学

罗兰·巴尔特将他的《明室》称作一种“摄影的现象学”,但称自己的现象学是无拘无束的。从巴尔特对海德格尔的引用、在《恋人絮语》和《明室》中的现象学实践出发,本文试图追溯巴尔特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欧陆现象学的关系和源流,探索巴尔特现象学理论的组成以及巴尔特晚年试图运用现象学所要达成的理论目标：一种属于他私人的,“谈论欲望和哀伤”的文学现象学。作为他晚年排遣情感苦闷时重要的精神寄托,他将现象学体验归结为一种纯粹个人的情感体验,目的也并非走向真实和澄明,而是沉湎于以文学和摄影为代表的“想象界”,寻找一种“完全的主体性”,“为主体性提供严格的辩护”。     

“中性之欲”：罗兰·巴尔特的解构论美学

“五月风暴”以后,罗兰·巴尔特积极融入解构主义潮流,努力扮演文化反叛者的角色.具体策略就是以“中性”作为方法,瓦解语言结构中的聚合关系以及因聚合关系和多格扎而产生的话语权力.然而,在吸收怀疑论思想、即在话语伦理学中将中性和传统怀疑论结合起来以后,巴尔特思想解构的力度明显削弱,他逐渐沦为空想主义者.编织个人节奏性生活的乌托邦,成为他晚年的理论梦想.     

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与“文化主义范式”的确立

与索绪尔把语言学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相反,巴尔特把符号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巴尔特在《物体语义学》《符号学原理》等符号学篇什中,通过引借与改造结构语言学的术语,主要围绕着四对核心概念即"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段/系统"外延/内涵"展开,初步构建起文化符号学术语系统。巴尔特文化符号学催生出了人文科学的"文化主义范式",并使之得以正式确立,为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取向打下了基础,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原则。?更多还原     

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对日本文化中符号学的解读

《符号帝国》是罗兰巴尔特以符号学视角研究日本文化的一部著作,他把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视作各种符号,并破除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固定的对应关系,通过符号的去蔽与事物的还原,使得意义归于空无,从而得出了日本文化空与无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