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阶层美德伦理刍议

阶层划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孔子的阶层美德伦理以"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划分为现实根据,同时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等级划分进行了生产、分配、消费上的经济规定,并为每一阶层的利益追求提供了价值标准,使其在追逐现实利益时,也依然能够保持对义的坚守。以此在规范当时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能跨时空、超阶层地为现今社会结构的完善与义利关系的统筹提供借鉴。     

“民心河堤”为丰顺增添美丽风景

日前,笔者在丰顺县榕江北河左岸汶水桥至罗湖桥段堤路工程现场看到,昔日步级裂缝、堤身变形、道路下沉的河堤,如今面貌焕然一新。"既解决安全隐患,又为县城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节日期间回乡的乡贤陈先生高兴地说。县城区榕江北河左岸汶水桥至罗湖桥段堤路工程属于老城区段,兴建于上世纪90年代,总长1.56公里。由于当年工程建设标准偏低,现在大部分堤段不同程度地出现裂缝、堤身变     

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西方公民身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古希腊和罗马是公民身份的开端阶段,通过政治改革,平民在城邦中可以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社会,公民身份总体上处于衰落,但中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城市市民身份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复兴打下了基础;在现代立宪国家,公民身份通过宪法在国家中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身份得到了普及,其内容也得到了充实。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体现了公民所具有的政治权利、自由、平等、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以及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涵。在我国,公民概念应当以政治权利内涵为中心,重视社会权利的内涵:政治权利需要在宪法法律的规范下通过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商谈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权利应当通过法律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并特别注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犯罪论体系定罪思维模式的诉讼考量——以三阶层式与四要件式犯罪论体系为考察对象

突破理论思辨的研究范式,将犯罪论体系的研究置于刑事诉讼实务中考察就会发现,由于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特点和任务的不同,具体的定罪思路也会存在较大差异。而无论是阶层式犯罪论体系还是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均只设定了一种较为固定的定罪思路,因此,难以完全与刑事诉讼中各个阶段的具体定罪思路相契合。相较而言,基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平面整合式的特点,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与刑事诉讼中的定罪思路契合度更高。因此,从诉讼实务角度来看,四要件犯罪论体系更具合理性。     

从公共性危机说到社会转型

公共性危机的讨论是以古老而依然鲜活的命题“国家和市民社会”为发端的。我们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孕育、萌芽、形成、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生”因素，它直接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形态和特征。     

对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思考

如何促进私营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一要充分认识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存在的长期性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谋划私营经济的新发展 ;二要充分认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殊性 ,正确把握评价私营企业主政治上进步与否的判断标准 ;三要充分认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复杂性 ,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使其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善治理论与中国地方治理

地方治理意味着地方政府从中央一体化的垂直结构下抽身,确立自身的独立地位与利益;同时,它也表征着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并逐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地方治理中重要的参与性力量。在此意义上,善治理论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但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用善治理论观照中国地方治理时,其前提和基础条件的具备与否是受到质疑的,从而,这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也是有限的。     

论发达地区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以绍兴县西蜀阜村为例

此文以绍兴县西蜀阜村为例,基于对大量翔实资料的实证分析,阐述和探讨了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村落社会结构分化的历史进程、决定因素和现实状况,探讨了阶层分化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对深化沿海发达地区中心镇村现代化进程的认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准市民”道德教育的薄弱点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农民转变为市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很长时期内，这些人只能被冠之为“准市民”。现在，很多地方只注重经济等“硬件”的发展而忽视一些配套的“软件”建设，这使得“准市民”的道德状况呈现一种二难困境：他们既带有农民的色彩又在艰难地适应市民的道德准则。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特殊人群在特殊时期的特殊道德状态”，如，知行脱节，道德失范，道德评价不公正，等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准市民”的道德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