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精神谱系探源

澄清日瓦戈形象的精神谱系是正确理解日瓦戈形象的意义和《日瓦戈医生》的影响的关键。其精神谱系是什么?综观目前研究,可归纳为三种观点,即“多余人”说,“基督使徒”说和“圣愚”说。本文辨析了这三种观点,认为“多余人”说照搬既定话语,否定日瓦戈,其理论贫乏而混乱。“基督使徒”说欣赏日瓦戈,对理解日瓦戈形象颇有启发,但未追问其思想渊源。“圣愚”说揭示日瓦戈的精神谱系源于俄罗斯非主流文化传统———圣愚。日瓦戈的精神谱系不是“多余人”,不是“基督使徒”,而是俄国圣愚。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回归之路

"回归文学"是前苏联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其作品的主要倾向是暴露当时苏维埃社会的阴暗面,批评苏联共产党政策的失误,以及揭露历史内幕,因而这类作品在前苏联时期遭到长期"封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被"解禁",并回归到读者当中。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便是当时苏联"回归文学"浪潮中的热点之一,它的回归之路同样漫长而曲折,但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乐章中不和谐的音符--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充满了矛盾的作品,小说寄托了一个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对历史和人生的痛苦沉思.作品出现在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当时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就像是一部乐章中冒出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犀利而尖啸.但是,作品却以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对未来充满着理想.作家通过作品,看到了革命过程中别人没能看到或者看到了却没有能够说出来的东西.     

心如铅坠的帕氏记忆

夜读帕斯捷尔纳克，心如铅坠。四岁的帕斯捷尔纳克看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送葬车队在家门口驶过，观者如堵却集体沉寂，“似乎把所有的声音都给吞掉了，如同沙滩吞掉潮水一般。”《人与事》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体随笔。     

"它在要求一个对称":王家新的踟蹰和犹豫——重读《帕斯捷尔纳克》

在<帕斯捷尔纳克)一诗中,诗人的心愿是去成为帕斯捷尔蚋克和他的诗的一个"对称",但他又身不由己地对此感到踟蹰和犹豫.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这种踟蹰和犹豫呢?     

文学中的歌手、猎人与医生——从诺瓦利斯到米兰·昆德拉

爱欲与拯救是西方文学恒久的主题,这一双重主题的交织既显示出"爱欲"本身有"被拯救"的需要,也显示出富有爱欲的诗人或作家对"拯救"这一主题的偏爱。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文学中"爱欲拯救"的作家笔下,有浪漫的"歌手",也有猎取现实并试图救疗社会疾病的"猎人"与"医生",作家的"拯救冲动"显得尤为迫切。通过解读诺瓦利斯《夜颂》、屠格涅夫《县城医生》、契诃夫《第六病室》、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和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作品的"拯救"主题,本文尝试表明,现代性背景下的虚无主义及灵魂失序与"现代爱欲"尤其需要"被拯救"这一问题之间有深层的联系。     

书,让生命永远燃烧的薪火

"抛开写作,我首先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著有《藏獒》、《敲响人头鼓》、《环湖崩溃》等众多"大部头"的中国"藏地小说第一人"、知名作家杨志军如此定义自己。一般读书人的书架上大致有五种书:营造精神的书、提供知识的书、实用工具的书、打发时间的书、装潢门面的书。哪种书的数量多,即可证明他属于哪种人。而步入杨志军的书房,犹如进入一座精神的殿堂,唐卡、佛像、线装书,为数众多的是代代相传的家族藏书,有四五千册之多,以文学类、哲学类为主,发黄的书页曾经伴随他度过了很多难忘的岁月。     

诗意的检验：论帕斯捷尔纳克精神对中国当代抒情诗之影响

本文择取帕斯捷尔纳克中国接受中的一个侧面,即中国当代诗人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接受状况为论题,呈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技巧、人文理念和个体精神整体性融入中国抒情诗的创作领域。本文认为,诗歌语言在能指和所指上的多义组合促成了意义的模糊多样,而抒情即时性则有助于诗歌产生感染力和恢复读者对现实的知觉。这两者的结合恰恰有利于破除文字上的禁忌和由此产生的意识牢笼,进而接近文学本应具有的承担现实的精神。     

帕斯捷尔纳克诗歌隐喻世界的审美阐释

帕斯捷尔纳克在俄罗斯现代诗人当中,是一位十分独特的诗人。他是在舍弃音乐和哲学的基础上,开始诗歌创作的。他的诗歌创作在兼容俄罗斯古典诗歌传统和现代诗歌革新精华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意蕴丰富的诗歌隐喻世界。在这个隐喻世界中诗人诗意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艺术及永恒等问题的哲学思考。本文试图对帕氏诗歌所隐喻的世界进行审美阐释,以深化对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成就和特色的认识。     

“文学国际政治学”从概念到学科有多远？——林精华《文学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在诺贝尔文学奖百余年历程中，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阿拉伯国家的纪伯伦（KahlilGib—ran，1883—1931）、台木尔兄弟（Taymur，1892—1921和1894--1973）、塔哈·侯赛因（TahaHu—sayn，1889—1973）等许多伟大的文学家都未能获奖。这并非简单的文坛遗憾事件，而是和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达里奥福等不少文学家获奖及其效应一样，都是受当时的国际政治纷争之影响的结果，有的甚至成为国际政治纷争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