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强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及影响

帝制初起时 ,一战方酣 ,西方列强无暇东顾 ,对华政策大多以日本的意志为意志 ,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 ,列强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称帝之事呼之欲出、反对之声叠起时 ,日本为了乘中国国体变动之机扰乱中国以达其侵略之目的 ,联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 ,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 ,煽动中国内部叛乱 ,并对袁世凯施加经济压力。以日本为首的列强的出尔反尔是袁世凯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滑稽政府笑料多

由于张勋复辟闹剧的折腾，本来就不安定的社会更加动荡，名存实亡的政府，怪事更是层出不穷，让人们每每想起，都捧腹不禁，笑出眼泪也笑掉大牙。     

武夫的气度

因为"三一八"惨案,因为鲁迅的声讨,段祺瑞留给人们的印象并不太好,以致让人们忽略了他身上的许多闪光点。粗暴、好色、抽大烟,似乎是乱世军阀的共性,而段祺瑞则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被人称为"六不总理"。他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和抵制袁世凯称帝三事,又享有"三造共和"的美誉。"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曾跪地发誓:从此吃素,以示愧疚之心,以致晚年营养不良,加之又患了胃病,医生劝他开荤,却被他严厉拒绝。     

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洗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定这一史实。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

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既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 ,更是袁世凯个人生命历程中一个最大败笔。不过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去考察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也可以看到袁世凯帝制自为既有其历史的必然 ,更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发酵、促进的作用。     

从帝制到共和:青海湖祭祀历史变迁的政治内涵

祭祀青海湖被纳入国家祭祀的千多年间多次发生变化,在清代和民国年间变迁较为突出.雍正初年改遥祭为近祭,祭祀时间和地点逐渐固定,清中期蒙藏各族参与到祭海、会盟中,晚清时还出现近祭和遥祭交替、并举的情况.从帝制到共和的鼎革之际,地方势力延续了祭海、会盟,在具体仪式上也变得更加符合现代国家的特点.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仪式变迁的内容更加丰富,并体现出不同时段的现实要求.可见,祭海会盟仪式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务实性,且这种务实性在帝制与共和两个不同时代有着各自的特点.同时,仪式在不同时期变得更加符合不同性质的国家的现实环境和政权的自身诉求.     

袁世凯的洹上村三年

学术界对袁世凯1909年初到1911年底被贬洹上村少有触及。依据目前发现的相关书信、报道、回忆等档案资料可知，洹上村3年是袁氏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也是袁最彷徨、最苦闷、最矛盾的三年。他表面在洹上村隐居，实则积蓄力量，如猛虎在山，待机而动。     

谣诼岂能铄真金?——也谈所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警语”

来信张捷老师:最近从《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临终前曾发出"警语":"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这篇文章便以这句话作标题,十分刺眼。     

儒家的民本思想与帝制的根本法则

民本思想是中华帝制的根本法则。主要事实有:儒家经典具有"国家宪章"属性;君主制度与君权以"天立君为民"作为本原性依据;政治程式多以民本思想命题为理论依据;礼乐制度通常用"以民为本"作为饰词;"设官为民"是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通晓民本思想是取士选官的标准之一;帝王、储君教育制度以民本思想为重要内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