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争与永嘉学派的蜕变

南宋庆元党禁给乾道、淳熙以来活跃的学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文章具体考察了庆元党禁对永嘉学派传承的重要影响，特别论述了传承永嘉学术的叶适及其门人在严酷的党禁环境中从学术到文学的转向，最终使永嘉学派蜕变为永嘉文派。     

宋代杂剧与两宋党争简论

现存文献中的宋代杂剧片断,具有鲜明的时事剧特色,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关乎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两宋党争,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研究历史和戏剧艺术提供了便利。     

略论朱熹与“庆元党禁”

南宋中期，朝政逐渐腐败，奸佞窃权，官吏贪污，农民起义。朱嘉为了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纠弊的主张，却遭到奸党们的忌恨。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年），外戚韩胄，为专擅政权，排斥异已，打击以朱熹为首的理学群臣，大兴伪学之禁，史称“庆元党禁”。这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廉政势力和腐败势力的斗争，它体现了朱熹的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必须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严惩贪污等历史教训。     

庆元党禁与南宋碑志文书写

党争是南宋士大夫日常政治文化生活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庆元党禁政治的复杂性、多变性及其高压的生态环境,使碑志文在请铭、撰写和传播上均受其禁锢与制约,二者关联互动密切。而在政治与道学的长期纠葛中,除群体性的冲突与对抗外,士人官僚的个体生命意识不应被忽视与遮蔽。党禁视域下的环境、时空与人事三者,关乎道学士群的仕宦浮沉和应时心态,是影响碑志文书写的直接生态因子。此外,南宋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亦使碑志文的书写往往成为"弱者的武器",促使碑志书写者在历史真实与记忆选择间生发紧张与焦虑的自我情愫,以内省化的主体特征和内倾化的书写文法,不断调和与消解党禁阴霾,最终使南宋碑志文整体呈现出包容的书写姿态。     

从《宋元学案》看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影响——以党禁与杂学为中心

全祖望通过为关系到两宋的治乱兴亡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党禁与庆元党禁设立学案,反映了宋代儒学与政治间的互动影响及其兴衰历程,并通过考证《元党人碑》确定了元党人的范围。王梓材考察了宋末反道学的学者周密对于道学流派,以及对假道学、道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丰富了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认识。全祖望为作为北宋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初期的官学并与洛学相对立的王安石新学,被朱熹视为杂学的三苏蜀学,以及宋元过渡期间被视作王、苏两派之余波的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金朝儒学设置学案,肯定了道学的反对派新学与蜀学的思想史地位,阐明了王安石经学的学术价值,进而从正统立场出发批判了金代儒学代表人物李纯甫与赵秉文的三教合一论。     

庆元党争与永嘉学派的蜕变

南宋庆元党禁给乾道、淳熙以来活跃的学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文章具体考察了庆元党禁对永嘉学派传承的重要影响,特别论述了传承永嘉学术的叶适及其门人在严酷的党禁环境中从学术到文学的转向,最终使永嘉学派蜕变为永嘉文派。     

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

对于朱熹<楚辞集注>的成书时间,学界多有歧见.<集注>的成书原因,论者多谓"有感于赵忠定之变",亦有失简略.事实上<集注>八卷的写作始于庆元元年,成于庆元四年;<集注>的写作并非只是朱熹一时激愤之举,而是朱熹建构其文化学术体系的缜密安排.<集注>写作的情感因素是多元的,既以申汝愚之冤,又以申"忠君爱国"的理学集团之冤,更寄寓了朱熹对屈原的知音之感、对父亲的追思缅怀以及对赵汝愚乃至宁宗对自己知遇之恩的感激等多重情感因素.     

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