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的道教事务管理

乾隆朝是清代最为兴盛的朝代,为巩固统治,乾隆帝强化了各方面的专制举措,在宗教方面,乾隆帝对道教的管理主要涉及道教度牒、宫观的修造、龙虎山张真人与道士娄近垣以及神乐观的改革几个方面。为限制道教势力的发展,他重新制定和实施新的道教度牒和道籍制度,颁发多条道教宫观的修造禁令,对神乐观进行 “去道教化”的改革。同时,他还对龙虎山张真人及道士娄近垣的地位和权力进行贬抑,强化清政府对道教的管控。这些举措与乾隆帝本人对道教的态度有一定关系,并最终影响到上层道教在清代中后期的衰落。     

国家规制与宗教组织的发展中国佛教的政教关系史的制度分析

政教关系是中国宗教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佛教史的内容,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梳理了围绕着佛教僧团制度建设与组织发展的有关问题,藉由僧团戒律与度牒制度之间的某种对立与比较,认为戒律作为一种组织和认同机制,体现了僧团自治的努力;通过对中华帝国的传统的宗教治理策略之一的度牒制的原由、作用及本质的分析,认为这一规制措施在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权威地位,但却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寻租和逐利的工具。通过历史经验的比较,认为宗教组织的纪律、原则等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化的机制,指出政教关系的基点在于宗教组织的自治特性与能力,这应当成为国家的宗教治理的前提。     

度牒制度与清前期社会制度变迁

清入关前即已实行度牒制度,康熙初限制寺观及僧道数量,雍正时期,放松对僧道管理,度牒失去效力.乾隆初恢复度牒制度,乾隆三十九年,正式废止度牒制度,从此僧道身份与政府干预脱节.清前期度牒制度着眼于社会治理,而非宗教规范.度牒制度在清代之废止,是明清帝制框架下民间社会自由生活秩序之逐步发展,佛、道教与其他民间信仰乃至普遍日常生活习俗融和,僧道成为大量普通人生存出路,政府对社会控制放松的结果.乾隆帝复、废度牒制度之转变,反映出其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思想.     

中国古代僧侣管理制度浅析

中国古代对于整个佛教的整体态度,皆因每个帝王的好恶和个人信仰而有不同,变化很大,且无定式,而对于僧侣的管理制度则有迹可寻,除了个别帝王坚决灭佛的以外,其他朝代皆大体相同。本文从僧籍制度、僧官制度、度牒制度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政权对于僧侣的管理制度进行解析,希望能够对现今存在的寺院、僧侣管理制度混乱和无法可依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经验以资借鉴。     

清代汉传佛教政策考正

学术界对满清诸帝宗教倾向以及有清一代佛教政策,存在不少主观误判:臆测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独尊理学、厌恶佛教,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灭佛”皇帝;断言满清政府对宗教之定位,是“除了儒教的三纲五常之外,甚至包括佛、道教在内的一切宗教都是非法的”;①甚至于将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旨在逐渐沙汰“问律律不守,问禅禅弗会”之“应付僧”与“教团败类”、还佛教以清净本然面目之清厘甄别僧尼举措,诠释成“是要以一种尽可能不引起社会动荡的方式,假以时日,将佛教消灭”,其手段比“三武一宗”之灭佛“更加阴险和毒辣”,如此等等.史学以求真、求实为旨趣与灵魂,不允许凭主观意志过度诠释、过度推衍,更不得以个人好恶杜撰假设、曲笔贬褒.本文以推援校磨浩如烟海之原始史料为基础,稽考钩沉,力争如秋潭夜月或清更胡笳般,再现清代汉传佛教政策流变沿革及其内在实质之本来面目.     

《明史·僧、道录司》辨误四则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僧、道录司》中记载的一段话,叙述了洪武二十四年清理佛、道二教的法令制度,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这段话疏漏、舛误之处颇多,需要校补和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