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唐代女性书写的“拟男化”特征

唐代女诗人不仅在女性很少涉及的战争、政治等重大题材方面大显身手、独领风骚,而且在女性常写的闺怨、爱情及日常生活题材方面也呈现出男性化的倾向.在审美情趣上,唐代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骑射、胡服、袒胸露背、抛头露面,追求阳刚之气.在诗歌风格上,追求格调高远、意境雄浑的士大夫风范,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个性意识.这一切,都使得唐代女性书写呈现“拟男化”的特征.呈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与诗人拟男化的心理有关.     

The National Writing of Shiji (史记) and Sima Qian' 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精神回溯与意象精研的本质书写--林雪诗歌评论

林雪是当代汉语诗歌的重要诗人，她“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风大气沉郁。她近期的诗歌，情怀与思辨相互倚重、酵化，介入生活与提炼心性同步发力，题材多样，手法多变，情感收放自如，气韵放达从容。她对现实的观照，对时空的架构，对存在的开掘，都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她自觉地从先期女性主义诗写中觉醒，到如今的清澈中隐显尘世的味蕾，对生活细节和感念触觉的精妙镂刻，以及对世道人心的专注和细致打量。     

书写的欲望——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化与女性话语权力

本文在 2 0世纪的文学背景下 ,系统梳理了女性文学发展的脉络 ,指出女性书写是一个男性无法进入而又实际存在的生命空间 ,这一世界相对于男性是“盲区”,女性写作便在这“盲区”中生长、发展 ,形成潮流 ,目的是颠覆男权文化的霸权地位 ,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力     

《为人民服务》的发表经过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延安得悉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后,把警卫队队长古远兴叫到窑洞里,详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他严肃地说:“前线打仗,免不了要死人;但后方搞生产出事故死人,不应该。”为此,毛泽东作了3点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9月8日下午,张思德的追悼会在枣园后院的干河沟上举行。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亲笔写的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毛泽东低…     

影响世界历史的汉语拼音——纪念《汉语拼音方案》50周年和正词法20周年

《汉语拼音方案》及其正词法是国家语言法律规定的拼写和注音工具。它具有音素化、拉丁化、口语化和词式化的性质。要破除阻力，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小说化:民族志书写的一种可能性

传统民族志的文化书写在小说与民族志之间人为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它重视概括性事实而回避故事讲述和故事中的单个人物,更谈不上中心人物的深度塑造。实验民族志这种书写范式的出现为借用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来集中地、戏剧性地展示对象的人文事实、心理事实及其内在意义提供了可能性。     

和毛主席第一次照像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胡宗南纠集23万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妄想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采取毛泽东同志灵活作战的战略思想，以运动战的战术与敌人周旋。为了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在严峻的形势下，为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党中央决定由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指挥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负责组成中央工委，前往华北为解放全中国进行战略反攻：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委，前往山西，负责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延安女作家革命书写中的领袖情结

延安时期,在革命队伍中存在走出家庭、追求信仰、投身革命的女性作家群体。在这一群体成员的革命书写中凸显出近乎于宗教虔诚的革命领袖崇拜倾向,其精神构成中内涵着强烈的领袖情结。在延安女作家的领袖崇拜话语中,可以梳理出情感逻辑、信仰逻辑和神秘主义逻辑的非理性因素。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延安女作家,为了获取自己的精神价值,借助于革命叙事有限地、部分地实现了介入公共政治生活、间接获取政治权利的欲望;她们对于领袖人物的崇拜与书写,是革命阵营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