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行政性问责与程序性问责

行政性问责往往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但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作。就需要由行政性问责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完善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在制度层面。完善责任制的各项程序。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警罪羊”问题。     

懒官懒政也是一种腐败

正媒体报道,在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在讨论对国务院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时,李克强总理加重语气说:"说得难听点儿,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这样的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不负责!""尸位素餐",意指空占着职位不做事,白吃饭不干活儿。时下,用权的紧箍咒多了,违规的成本变高了,"摊上事儿"的风     

军队管理问责制建设的思考

基于予职必予权,有权必有责,失责必问责的思考,本文从军队管理问责制建设的内涵界定、理论依据、现实意义等方面,对军队管理问责制建设进行探讨。     

网络问政如何建构问责——基于对广东河源市网络问政的分析

网络问政在多大程度能够成为推动中国责任政府建设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一个有待学界给予认真探索的课题。重构中国政治理论语境中的问责概念是研讨这一课题的理论前提。网络问政的个案分析表明,网络问政已初步搭建起建构问责的三根支柱,但其运作机制不仅有待完善,而且也包含内在紧张。从理论上看,网络问政建构问责在性质上具有两种取向,在形式上是一种复合问责;它对于中国责任政府的建设具有正面推进的功能,但双重根源的制约也极大地限定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十三五”国家治理现代化三大重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是一项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党第一次把国家治理作为治国理政的方针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深刻反映了"十三五"时期改革发展的总趋势和总任务。     

面对审美疲劳,武汉“电视问政”问责再发力

正开播4年,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武汉"电视问政",在刚刚播出的2014年中版上,部分官员现场答复的满意率仅为29%,近七成受访者认为"百姓问政"沦为"真人秀"。而此前有曝光,2013年底一些区政府负责人在"电视问政"中承诺立即整改的问题,最终却打了水漂,由此引发市民对"电视问政"效果的质疑。面对种种质疑,武汉市委市政府积极回应,对在"电视问政"当中曝光的问题单位和个人严厉问责,用行动让百姓对参与问政保持信心。     

辽宁对领导干部不作为“亮红灯”

正为从严整治"为官不为"问题,增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日前,辽宁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责办法(试行)》,15种不作为、不担当情形将被问责。不作为情形——对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传达贯彻不及时、措施不得力、落实不到位、效率低下,或打折扣、做选择,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受到省、市、县通报批评的;对群众反映强烈、上级明令督查并要求整改的问题,或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自     

面对审美疲劳，武汉“电视问政”问责再发

开播4年，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武汉“电视问政”，在刚刚播出的2014年中版上，部分官员现场答复的满意率仅为29％，近七成受访者认为“百姓问政”沦为“真人秀”。而此前有曝光，2013年底一些区政府负责人在“电视问政”中承诺立即整改的问题，最终却打了水漂，由此引发市民对“电视问政”效果的质疑。面对种种质疑，武汉市委市政府积极回应，对在“电视问政”当中曝光的问题单位和个人严厉问责，用行动让百姓对参与问政保持信心。     

论执政党问责能力的系统配置与长效机制——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学理性支撑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颁布实施强化了执政党问责的制度保障能力,但同时也对执政党有关问责的理论创新能力、认知发展能力、制度执行能力、引导参与能力和协同配合能力提出了系统提升的现实要求,当前要贯彻执行《问责条例》,党的领导决策机构必须建构监督检查机构的"主导性"、组宣机构的"参与性"和统战联络机构的"协作性"三重问责能力配置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相应的分工协同机制、开放运作机制、有效整合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以实现党问责能力的全面系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