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代流民对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

清代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历经顺、康、雍、乾、嘉、道、成、同、光九朝，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清代流民在这近三百年中做出了突出贡献。顺康时期，清政府虽然是针对辽东地区日益残破的局面而提出“招垦”政策，但从客观上却为吉林地区农业的开发奠定了基础。经过雍乾嘉时期的“封禁”政策，再到道成同光时期由局部的“弛禁”到全部的“放荒”政策，广大流民为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过程申他们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禁弛之间的博弈:元代酒禁政策与弛禁

元代自然灾害频年发生,导致粮食供应紧张,而酿酒耗粮巨大,因此政府屡次下令实施酒禁.前后达七十余次,为历朝之最.元代酒禁政策的内容既包括禁酿、禁饮、禁市等取缔社会酒类消费行动,也包括国家实施榷酒政策以垄断酒业经营,禁止民间私酿、私酤.酒禁政策呈现出救荒性、区域性、时段性、特权性和灵活性等特点.酒禁政策的实施,对于缓解粮食危机,改善社会风气,稳定统治秩序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不便,影响到政府的赋税收入,制约了元代酿酒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屡禁屡弛.禁弛的反反复复,实质上反映的是政府对国计民生的利弊权衡,是牵涉国家根本利益的博弈之举.     

耆英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基督教弛禁略论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改变了其持续一百二十余年的传统禁教政策,形成了这一时段的对基督教的有限弛禁政策;当时负责主持外交的耆英对清政府基督教弛禁起了促动作用;其原因有二:一是时势所迫;二是耆英对基督教的合乎理性的认知所致。     

东北边疆危机与清廷对东北的弛禁和全面开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东北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边疆危机。清廷被迫放弃封禁政策。转而对东北实行移民实边,完成了封禁——弛禁——全面开放的转变,从而使得东北土地至清末基本得以全面开发。这一事件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论议新探

鸦片战争前,鸦片论议中的例禁论不是严禁论。严禁论中存在着“重治吸食”和“严惩兴贩”的分歧。以“重治吸食”、罪以死论禁烟,不应受到肯定;“严惩兴贩”、罪以死论才是合理合情的主张。以封关绝市杜绝鸦片来源的思想和决策是不合时宜的;而弛种土烟与弛禁论则同是想发毒品财。禁鸦片的关键在于打击鸦片贩卖,而不在于断绝对外开放通商。相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通商才是杜漏银、裕国计的良策。     

晚清禁毒法制的观点博弈与现代变奏——从“严禁”与“弛禁”之争说起

禁毒战略的选择决定了禁毒法制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晚清禁烟运动中,严禁派与弛禁派的论战是中国禁毒史上一次重要的理论争鸣,也是我国首次就禁毒战略的选择而展开的全国性大讨论。二者分别提出了"从重从快"的严禁模式和"以毒攻毒"的宽缓思路,前者流行于我国当前的禁毒实践中,后者成为西方毒品合法化政策的雏形。从晚清禁毒战略变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既要避免情绪化的治理模式,也不能停留于形式化的解决路径,须贯彻综合治理和多元施策的禁毒方针,区分毒品消费和毒品犯罪的立法评价,平衡效益追求与公益实现的价值矛盾,完善政府主导与社会动员的工作衔接,这才是禁毒法治完善的应然要求。     

银荒问题与道光朝士大夫的"以货易货"主张

道光时期,由于鸦片入口而导致了严重的银荒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士大夫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严禁派和弛禁派各有不同的主张,但却都把以货易货作为解决银荒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内容上,严禁派的以货易货主张主要偏重对鸦片以外商品的交换方式的控制,弛禁派的以货易货主张则以鸦片为主要内容,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利益出发点,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道光时期人们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明清近场私盐治理的改革困境及制度移变

明清近场私盐贩卖主体为贫难人群。他们大都迫于生计,或就近贩盐,或跨区贩盐,通过赚取差价取得一定收入,贩卖近场私盐虽然有悖于法,但却是近场社会贫难人群重要的生计模式,具有社会合理性。因此,在杜绝近场私盐的同时进行近场贫难人群救助就成为摆在明清历代统治者面前的难题。从明代近场私盐弛禁条例到清代老少牌盐制度,明清统治者不断尝试以制度改革来解决这一兼具盐业管理和社会救助双重属性的治理问题,但制度施行后的效果远未达到统治者的预期,最终导致老少牌盐制度被废,仅保留近场私盐弛禁条例。究其原因,贩卖私盐只需惩罚,但救助却需要管理。以私盐合法化的手段解决社会救助问题,等于将低成本的刑罚问题转化为高成本的管理问题,这显然已经触及了明清统治者治理能力的"天花板",甚至民国时期依然没有突破此种治理瓶颈。因此,近场私盐治理改革必然面临无疾而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