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     

一个故事两种讲法——读赫西俄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神话

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普罗米修斯神话"最早见于赫西俄德的两部诗作,但同一个神话出现了两种讲法.通过文本绎读的方式,比较<神谱>、<劳作与时日>中的两种讲法,可以感知赫西俄德讲述这一神话的意图.     

普罗米修斯盗火与宙斯立法——赫西俄德《神谱》和《劳作与时日》中的政治哲学意涵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为后世留下了两部相对完整的诗篇——《神谱》和《劳作与时日》.表面看来,两个文本散乱无章,且存在着许多矛盾.然而,隐晦玄妙的叙述背后却另有深意.贯穿两个文本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为理解文本的意图提供了一个切人口:通过领会普罗米修斯盗火与宙斯立法之间的微妙关联,也许能够更加清楚地体味古风诗人对人世政制的沉思.     

慧眼中的禁忌文化与教育——评《道教时日禁忌研究》一书

禁忌的发展变化史,反映了人类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史也可以通过道教时日禁忌史来探寻。青年学者廖宇新著的《道教时日禁忌研究》是近年来难得的研究道教时日禁忌的一部力作。作者十年磨一剑,对道教时日禁忌的历史发展、派别状况、与其他禁忌的异同性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既关注道教的理论和仪式,又梳理历史脉络,同时关注传世典籍和民俗生活以及道教时日禁忌的时代特征。该书独辟蹊径,开拓了道教文化研究诸多新领域,挖掘了道教时日禁忌深厚的教育价值,富有教育性。不仅对道教本身,而且对整个古代社会的禁忌文化,甚至禁忌文化所反映的古代民俗生活、民间信仰等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贡献。     

关于元稹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几个问题

元稹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也是穆宗朝活跃的政治家之一。但有关史料对他在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叙述，有不少模糊不清甚至错误的地方，如归朝的具体时日、膳部员外郎试知制诰的仕历、罢职翰林承旨学士的时间等。本文提出疑问之后，以元稹、白居易的第一手材料结合元稹的行踪加以证明，从而得出正确的符合史实的结论。     

战后初期开放对日贸易问题上的中国政府与民众

1947年6月9日,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单方面宣布开放对日私人贸易.这一加速复兴日本经济的措施,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国民政府和民众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一涉及中华民族重要利益的事件作出了迥然不同的反应.在各界激烈的反对声中,国民政府却采取了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宣布开放中日间的私人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