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     

论行政诉讼中情况判决的适用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况判决时存在着泛化的倾向。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统一裁判尺度、法官适用情况判决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大、成本效益分析的引入和补救措施鲜有施行,等等。鉴于此,《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1项在我国仍存在适用空间,但为了防止该条款被滥用,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从源头治理行政违法行为,增设列举式条款明确公共利益边界,将原告个人利益纳入考量,以及借鉴日本"中间违法宣告判决制度"。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税务行政裁量权的理论阐释、行为纠偏与路径选择

税法中不确定概念下的理论空间以及税务行政的实践需求共同营造了税务行政裁量的制度空间，而不规范的税务行政裁量则为不规范的税收执法提供了操作机会。通过对税法文本中不确定概念理论缘由的寻求，以及税收征管中实践动因的梳理，税务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化确有必要性。为达成税法运行各司其职中的彼此制衡，有必要强化比例性原则在税务行政裁量中的运用，以此限制税权介入纳税人私域的范围与限度，并提供明确化的宏观指引；利用行政裁量基准“行政自制”与“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借助标准化的文本修正，为规范化的税收执法预设行为轨迹、构建外在制约并压缩裁量空间；以纳税人的同意权为基础，设计符合税法特殊性的程序规则，形成立体化的纳税人救济路径。最终形成税务行政裁量权积极运作与规范运行的制度环境。     

湖南湘西自治州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与完善对策

促进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是国家的政策导向,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湖南湘西土地流转的数量和速度不断增长,呈现出流转形式多样化、流转主体多元化的特点,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矛盾、流转承包权益低、流转纠纷多、土地流转"非粮化"的问题。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样流转形式;加强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规范流转程序,严格监管;完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并健全农村社保制度。     

循环的“真”概念与真理修正理论探析

美国哲学家古普塔提出了"真理修正理论",试图修复克里普克建立在强克林三值逻辑基础上的不动点理论的缺点,进一步说明"真"概念在自然语言中的用法,从而成为解决语义悖论之语境迟钝进路的最重要代表。该理论的关键是承认"真"是一个循环概念,并依据循环定义提出修正规则,用修正规则来阐明"真"概念的实际使用。在分析真理修正理论所受到的批评与辩护的基础上,运用RZH解悖标准辨析可以表明,该理论进一步研究的焦点在于其作为一种解悖方案的"非特设性"哲学说明,特别是"真"作为一个循环概念这一前提的可接受性。     

跨文化意识研究

跨文化意识作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且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是国内对于跨文化意识的研究仍然处于较为散乱的状态。为了对跨文化意识形成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和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从跨文化意识的概念解析、模型构建和培养策略方面进行探究。文章分析认为跨文化意识应该定义为个人对影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此定义出发建立了一个动静结合的模型以阐明其内涵;最后明确了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目标、途径和基本原则。     

形式、编码与赋意:论多模态隐喻的具身表征

具身认知本质上是大脑对多模态信息的加工过程,因而图像等异质模态与语言一样,可直接参与隐喻的认知表征。重新检视隐喻的表征过程,发现多模态隐喻的具身表征涉及形式表达、概念及认知情境三个不同的维度,因此"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感官"体验可在形式表达层产生知觉仿拟效果,影响多模态隐喻的识解方向;依托多样化的形式表达,"身体结构"通过"取象赋形"的认知操作偏离其原有意义而成为另有所指的表征符号;"场景"则在与身体的互动中形成认知语境,进而赋予符号新的所指内涵。     

少年司法制定概念论

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状况是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自诞生以来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但是,迄今为止关于什么是少年司法制度却仍然存在诸多分歧,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要给少年司法制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至少应该考虑以下三个因素:一是既要反映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现状,也要体现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向;二是既要体现国际社会对少年司法制度的通常理解,也要反映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特色;三是要与司法制度的基本含义相符,反映出司法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因此,少年司法制度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性组织应用法律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案件和非诉讼事件,以保护和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专门司法制度,它是这些机关和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活动原则和工作制度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