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徐渭的艺术精神

徐渭虽然是明代文坛的边缘人 ,但却代表着明代文学的一种新精神 ,就是以“玩文学”的方式消解“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他的诗文创作既非源自某种使命感或道义精神 ,也非社会的写照或干预生活的武器 ,而是一种游戏人生自得其乐的生存方式。他拒绝崇高拒绝深刻 ,化神圣为笑谈 ,化正经为滑稽 ,在明代文学特定的语境中横空出世 ,开启了晚明“独抒性灵”的诗风与文风     

论“度柳翠”杂剧的两个系统

元人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与明人徐渭《玉禅师翠乡一梦》均搬演月明和尚“点化”妓女柳翠成佛的故事 ,但两剧的剧情、人物、命意却完全不同。两者之间既无同源 ,也无先后承继关系。李寿卿的《度柳翠》是佛教观念的演绎 ,是一则风格严肃的“度脱”剧 ;徐渭的《玉禅师》则取材于民间传说 ,是中国民间对佛教观念的解读 ,是一则戏谑滑稽的谐剧。文章以“细读”的方式 ,对两剧的剧情、人物、命意加以比较分析 ,并参以史实辨证 ,揭示出徐渭创作此剧的真实动机     

徐渭的精神个性与文艺创作风格

徐渭是一个奇特的平民狂士,他禀赋超凡,自我期许极高,却不幸由于庶出,备受家人歧视,成年后又屡试不中,一生布衣,穷困潦倒,好不容易获得了展示才能的机会,却又不幸卷入一场政治风波,自杀多次,后来又因杀妻而入狱数年。不断的刺激使他的心理严重畸变,他偏执多疑,既自傲又自卑,对社会和一切外在束缚都持有激烈的对抗态度,其个性偏激狂放,思想极其叛逆。徐渭的思想个性尽显于各种文艺形式中,转化成极其奇特的艺术形态:他的书画用笔、用墨、构型、章法布局都不落俗套,极富变化,极其自由随意;诗歌风格有明显的险怪颓放的倾向,形象怪异,甚至有一些自我糟蹋之语,有时信笔写来,毫无章法可言;他的杂剧写人生失意的怨愤,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破除礼教和戒律桎梏的思想愿望等,彻底打破了传统杂剧一本四折的通例,或用北曲,或用南曲,或北曲南曲兼用,并且剧中重要角色都可以演唱,风格奔放不羁。     

满腹经纶腔,一曲文雅戏——浅析《香囊记》的文学价值

《香囊记》自问世以来,被视为"厚风俗,正人心"的经典之作,受到文人"孜孜汲汲"的效仿,然而自徐渭《南词叙录》提出"以时文为南曲……其弊起于《香囊记》",其后却少有对此断论加以讨论。对于《香囊记》的文学价值,本文将以剧本为根基,结合创作背景、时代曲风等方面具体分析其思想意蕴与艺术造诣。     

论李如松与徐渭的交游

李如松是明代名将,徐渭是江南文人,二人一文一武,一老一少。无论职业还是年龄,他们相差甚大,但他们真诚相交20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感情至深,传为佳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能结下这样的友谊呢?他们相互仰慕,有着共同的爱好,性格上相似,有着抗倭的情节,共同铸就武将名士的历史佳话,他们的相遇是历史的机遇酿成的,他们的相知,除了个人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有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徐渭的文艺价值观和风格论

徐渭的文艺思想极为丰富 ,其文艺价值观和风格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徐渭认为诗歌“果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 ,便是兴观群怨之品” ,文艺作品要抒写真情 ,表现个性 ,“出新鲜” ,才具有传世的价值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贱相色 ,贵本色”的审美价值标准 ,其核心是尚真求新 ;其风格论见解深刻独特 ,丰富深化了传统风格理论 ,拓宽了研究领域 ,极具理论价值     

皮尔斯符号学视域下徐渭大写意水墨画的笔墨语言

大写意水墨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深远，是中国美学视觉艺术性呈现的绝佳范式。徐渭作为水墨大写意的集大成者，其绘画中的符号元素蕴含了丰富的美学内涵。皮尔斯符号学作为西方的符号学理论，与中国大写意水墨画之间存在逻辑上的高度契合。本文借助皮尔斯符号学原理，从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等角度解读徐渭大写意水墨画的笔墨语言，研究其绘画体现的美学内涵与精神追求，剖析其画作创作规律，为其绘画意蕴的理解构建审美想象空间。     

"奇"与"畸":徐渭从事杂剧创作的心理机制

徐渭经历奇特 ,又往往表现出“畸”的心理状态 ,导致他人格上一些病态特征 ,也激荡了他性格中的反叛因素 ,形成了他进行艺术创作时的独特心理机制。《四声猿》对真性情的写意式抒写、对世俗情怀的酣畅表达、对身世悲愤的刻意展扬 ,以及徐渭对杂剧体制的独辟蹊径的创造 ,都与这种心理机制有关。     

徐渭、董其昌文论比较研究

徐渭、董其昌二人深受晚明心学思想 (特别是王学左派 )影响 ,具有“狂者”精神。在文论上他们都反对前后七子提倡的复古之风 (徐激烈尖锐 ,董温文尔雅 ) ,都提倡具有真性情的文章 (徐提倡“真我”、“本色”,董提倡“淡”、“真种子”、“真血脉”、“悟”) ,但由于他们思想倾向 (徐倾向于道 ,董倾向于禅 )的不同、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和由此造成雅俗观念的不同 ,使他们的文论又具有相异性     

对徐渭和黄道周书法创新的重新阐释

在质疑和辨析以往书法史流行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具体分析徐渭和黄道周的人生经历、思想资源和作品特色,透视其在中晚明书法变革过程中的过渡性和所达到的时代高度,指出是心学而非李贽思想对他们的创新起了核心作用。由此,为当下的书法研究和创作提供一种历史的人文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