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重构历史与后现代批评——评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重新构建了历史,重构历史是一种阐释行为,阐释者的阐释无一例外带有自己所处环境的烙印,体现着当代评论者的兴趣和关注。"回归历史"、"重构历史"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当代小说的一大特点。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一位小说家,唐·德里罗一向关注美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危机。他在小说中一再对美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他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历史小说《天秤星座》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通过对奥斯瓦尔德这个历史人物的重塑,德里罗重构了不同于官方版本的肯尼迪遇刺历史,批判了身处其中的以影像消费为主导的后现代社会。唐·德里罗的文学创作实践表明,在后现代状况下,艺术家仍然有可能进行类似现代主义先辈们所从事的那种政治性和批判性的严肃艺术实践。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技术暴力与责任伦理

美国作家唐·德里罗在小说中关于技术暴力的描写可以归纳为直接性暴力、慢性暴力、类像暴力等三种形态。技术的直接性暴力指的是技术对包括人体在内的物质环境所造成的短期内可以察觉的伤害与污染,而慢性暴力指的是技术对物质环境所造成的隐性和潜伏性的破坏,类像暴力则以媒体技术对人类主观能动性构成的威胁体现出来。通过这三种暴力形态,德里罗小说对现代技术的责任伦理限度和责任伦理主体进行了思考。     

从《白噪音》看后现代美国人的“癌变”

唐·德里罗在他的第八部小说《白噪音》中,深刻地探讨了后现代美国人的生活,这部小说也俨然成为探索美国社会生活的指南。然而。生活在后现代的美国人正遭遇着来自肉体和精神上的“癌变”。本文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在美国广为盛行的科技至上和消费主义进行批判,试图从德里罗在文中所揭示的问题中找到解决后现代美国人“癌变”的良方。     

生命伦理视角下的《坠落的人》解读

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唐·德里罗的《坠落的人》描绘了"9·11"事件后美国人的生存状态.从生命伦理的角度分析该小说,可以发现德里罗既表达了对美国民众在恐怖袭击中遭受的巨大创伤的哀悼,也表现出对恐怖分子逝去生命的深思.德里罗从生命平等的角度,通过艺术创作意在使美国人摆脱"我们VS他们"的心态,达到消解美国政府和官方媒体所塑造的官方叙事,激发读者思考恐怖袭击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坠落的人》看唐·德里罗的反叙事政治寓意

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以美国9.11事件作为历史背景,运用人物变形、历史事件并置、文本嵌套等后现代叙事技巧,将真实历史与虚构事件融合起来,表明作者通过小说叙事重述历史的反叙事批判立场.德里罗在小说中使用反叙事策略重新书写历史,赋予沉默的大多数人以言说的权利,重塑了恐怖分子的刻板形象,激活了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揭露了美国的极权政治,展现了作家对历史题材寄予的反叙事的政治寓意.     

《坠落的人》中的坠落与救赎

唐·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通过描写“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幸存者及其家人的劫后生活折射美国全民族的创伤;并通过揭示恐怖的根源来提醒人们,人类正处于伦理和信仰的危机之中.人类应积极应对危机、回归善的本性、确立正确的信仰,才能从坠落之地走向自我救赎.     

美国后现代反叙事小说的政治寓意

反叙事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对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官方史学的因果阐释关系提出质疑,颠覆与破坏某段历史范畴之内的传统叙事模式.以托马斯·伯杰、E·L·多克特罗和唐·德里罗等为代表的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对这种叙述策略青睐有加,他们在小说中将真实历史与虚构事件相融合,赋予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以言说的权利,重塑了边缘人物的刻板形象,激活了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展现美国真实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对历史题材寄予的反叙事的政治寓意.     

《白噪音》中后现代声景的环境伦理思考

《白噪音》是当代美国作家唐·德里罗的代表作,它以“声音”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后现代社会中噪音与消费及环境伦理的关系.通过小说中听觉意象及声音景观的描写,德里罗指出,后现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媒介文化的过剩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白噪音”——生存环境的破坏和精神生态的失衡,从而导致广泛而深层的死亡恐惧.同时,德里罗提醒读者,树立生态整体观意识,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多层次立体交叉关系,从根本上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谁会先死？”——《白噪音》中杰克夫妇死亡恐惧心理分析

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成名作《白噪音》（White Noise）深刻地揭露了当代人对死亡的恐惧,被喻为是“美国的死亡之书”。其中,杰克夫妇对死亡的恐惧尤为突出,小说不仅描写了夫妇俩对死亡的恐惧,而且也呈现了他们对死亡恐惧做出的种种滑稽而又怪诞的反抗。而引起此种恐惧的原因则主要表现在夫妇俩自身的独特因素以及消费主义、大众传媒、科技的影响与宗教信仰的丧失等社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