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音托”和“形托”的模糊性

□音托、形托具有难克服的缺陷,形托更难些 □普及码一定要跳出字根(部件)系统的束缚     

儒家“德性”智慧与企业家“道德形象”

“三戒”之说，“屏四恶”思想，“绝四毋”之说，“尊五美”思想和“三贵之道”是儒家“德性”智慧的结晶。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打造企业家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应当从儒家“德性”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     

何种观念? 怎样的制度?——不同人性观视域下的制度演进与建构

普遍人性及由此所推展而来的不同人性观,是人类社会诸般制度赖以演进与建构的出发点。故而,人性及相应的人性观,对于人类社会的多样态制度演进或设计,无疑具有形上本源性意义和规训作用。既往,“性善论”和“性恶论”牢牢占据人性观的两大制高点,因此,一直以来,涉及“性善论”和“性恶论”两大人性观及各自与制度演进或建构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外学界用力甚笃。实则,人性并非“性善”和“性恶”之间简单机械的对极性存在,而是复杂多元的结构性实存。在此复杂多元结构体系之中,“性本私”和相应的“性私论”人性观,更加趋近于人性的本真或本质,由此而引申出的人性的自利属性与制度演进或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大有进一步深入讨论和开掘的余地。     

论严复对国民“恶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

在清末改造国民性思潮中 ,严复首次提出了国民“恶根性”问题 ,本文从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改造方法等方面对戊戌时期严复关于国民“恶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认为 ,严复站在中西对比的高度对国民“恶根性”表现的分析只是对国人中某些阶层、群体存在的“恶根性”的批判 ,对其形成原因所作的探讨则是比较深刻的。他主张改造国民“恶根性”从改造传统教育着手的思想虽然只是站在传统经济结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反传统 ,具有片面性和不彻底性 ,但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论价格的本性

本文认为 ,价格的本质与价格的本性不同 ,前者是价格所反映的经济关系 ,而后者是指价格本来的属性 ,即它在市场中形成、反映资源的稀缺性、沟通信息、激励生产者。但现实中因一些因素的影响 ,如垄断、信息偏在、外部性等 ,使得价格的运行偏离帕累托标准 ,因此政府应对价格进行规制 ,借以恢复价格本性。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政府常常运用的价格杠杆 ,虽然利用了价格运行的机制 ,但却完全背离了价格的本性。因此 ,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应该摈弃把价格作为政府调节经济运行手段的观念 ,放弃所谓价格杠杆     

姬周族“窜于戎狄之间”与泾水流域考古遗存

在姬周族历史发展过程中 ,从不到古公父共十代均“窜于戎狄之间”。本文以《诗经》等文献与考古资料相印证 ,指出这一特别历史时期长达 50 0年之久 ,其活动范围先在今甘肃庆阳地区 ,后进入陕西境内的豳州地区。这一时期姬周族的社会生活状况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过着戎狄游牧生活 ;另一方面已有了较发达的农业 ,进入了初级青铜时期 ,并有了相应的阶层分化和礼仪制度 ,相当于人类学上所谓的“酋邦阶段”。     

试论托班幼儿常规的培养

托班阶段是幼儿园的开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孩子的可塑性大,模仿性强,对一切事物感到新鲜好奇。而常规教育的培养则关系到孩子以后的各项学习和各项能力的培养。只有做好常规方面的教育,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才能得以正常有序地开展。如果常规不好,严重点会影响到孩子日后的生活习惯,礼貌习惯,学习习惯等多方面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一生。所以在托班进行常规教育     

家庭托育点管理实践及启示：政策工具的视角

家庭托育点的规范化对婴幼儿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文献收集和访谈获得既往管理举措和当前试点政策,运用政策工具进行分析和总结,探究管理家庭托育点的背景、对象和措施。结果表明：家庭托育点因经济优势而被纳入管理,现有征求意见稿管理对象偏向小规模邻托,但试点和市场偏向较大收托规模;消防审查依托既有消防验收,师资准入要求偏低,质量监管依靠政府。管理建议：应根据收托规模区分小型和大型家庭托育点开展试点;完善三方协同的管理架构,设定专门空间环境要求,提高师资准入要求,建立综合质量监管。     

资源配置的失衡与矫正: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有限责任制度具有有效配置权利资源的经济功能,但是对有限责任制度和法人格独立地位的滥用,会导致效率失衡。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成为有限责任制度的一种反向衡平机制。公司人格否认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和经济配置效率的统一,其制度合理性可以通过帕累托效率可能性边际的模型得到证成。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模式包括正向适用和反向适用。     

银行操作风险度量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自1995年巴林银行倒闭以来,银行操作风险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普华永道出版的报告称,由于操作风险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在1998年超过70亿美元。操作风险有限公司的资料也显示,自从1980年,操作风险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1]。以广东开平的余振东案和黑龙江的高山案件为标志,操作风险也引起了国内银行界的关注。根据巴塞尔银行委员会资料显示,银行面临的风险以信用风险为最高,约为60%,其次就是操作风险,约为30%,市场风险和其他风险如信誉风险等则较低,各占5%[2]。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在新资本协议咨询意见稿中确立了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