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言情小说的悲剧意识

民初言情小说的悲剧可分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 ;其悲剧意识渗透在作品的艺术氛围和故事结局之中 ;民初言情小说悲剧意识的产生既与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以及美学追求有关 ,又是当时特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     

《牡丹亭》杜宝形象重析

杜宝——杜丽娘的父亲,作为《牡丹亭》中一个描写不多但又不少或缺的人物,从这部戏剧诞生之始就遭受了不少的非议与恶评。然而,杜宝并非像很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反面人物,他为官清廉,尽责尽忠,对待女儿也并非绝情绝义。结合汤显祖的政治理想和从政经历、可以摒除学界认为杜宝是封建家长制代言人的偏见,理解杜宝作为一个父亲的难言苦衷,还原杜宝的真实面目。     

杜牧文艺思想新论

杜牧作为诗人,不仅有出色的诗歌作品,而且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有颇多的体会和独到观点.他提出的"文以意为主"的文学创作观、"铺陈功业"的文学功用观、"本求高绝"的文学价值观和"情与理结合"文学审美观,值得我们研究.杜牧的这些文艺思想,不仅可以针砭晚唐文学的时弊,而且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同样富有启发和现实意义.     

情与理的缠绕: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化小说“文体互渗”镜像

诗意从未消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园地,它总是以各种形式显示自身的生命力。王统照、沈从文、孙犁、卞之琳等创作的诗化小说堪称此一时期的代表。然而,特殊时期的时代群体意识总是在修正这种诗性感怀,促使作家从自我抒写到社会表现:王统照诗化小说文体蕴含着时代暗影的来临,沈从文诗化小说文体寄寓着辟谬理惑的需求,孙犁等诗化小说文体标识了个体诗性情怀的消隐。三四十年代的抒情文体形式难以承受时代之重,诗意的外衣总是包裹着合理性诉求,在情与理的对峙缠绕中踯躅行进。     

进退于“理”、“心”之间——宋明《诗经》学发展中的跨越与回缩

<诗经>宋学对传统汉学有了重大突破,并且开辟了较明显的以文学解诗的道路,甚至在明代后期出现了短暂的文学性研究的高潮;但理学自身的"理"心"矛盾又人为地堵上了这条路,使得宋明以后的诗经学在发展上重心偏移,一直没有能回到文学解诗的正途上来.     

进退于“理”、“心”之间——宋明《诗经》学发展中的跨越与回缩

《诗经》宋学对传统汉学有了重大突破,并且开辟了较明显的以文学解诗的道路,甚至在明代后期出现了短暂的文学性研究的高潮;但理学自身的“理”“心”矛盾又人为地堵上了这条路,使得宋明以后的诗经学在发展上重心偏移,一直没有能回到文学解诗的正途上来。     

阳戏《安安送米》的悲剧艺术刍论

本文选取阳戏典型剧本《安安送米》，从文本出发，旨在探讨其悲剧艺术。所关注的层面有如下三点：悲剧冲突的展开、悲剧氛围的营造以及对悲剧传统格局的继承。本文认为该剧是在情与理的悲剧冲突中展开关目，成功地营造了以“苦境”为核心的悲剧氛围，并以团圆和关的结局展现了对中国悲剧传统格局的继承。     

说《牡丹亭》中的“情”

《牡丹亭》是一曲“情”的颂歌,它所礼赞的“至情”、“梦情”是对礼教社会的决绝反抗。作者没有给杜丽娘所体现的“情”设置具体的对立面,她的青春觉醒也并非是自觉地以情抗理,惟其如此,更说明礼教统治的严酷。杜宝、柳梦梅等人以对情的无知为代价所换来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功名事业而已。     

演讲稿写作如何做到合情合理

演讲稿写作十分重视现场气氛感,所以大部分演讲稿需要充斥激情与活力。形象思维是演讲稿写作中显性的文本主题与现场氛围的外化,逻辑思维则是隐性的文本意蕴与演讲效果的内化,两者互为补充,这样演讲才能说理清晰、明确,表意深沉、强烈,吸引、打动、感染听众并使其付诸行动。于是,演讲稿写作实现了情与理的同步升华,达到了说服与感染的统一。在演讲稿写作中如何为演讲增添色彩,使演讲达到完美——情与理的结合呢?下面我们通过解析中国著名民主人士、爱国学者闻一多先生的著名演讲稿《兽·人·鬼》来探讨     

明代文人心态之律动

明代历史有前期、中期、后期之分,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士人心理状态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心理结构的调整突出地表现在情与理、雅与俗、一与二诸方面。明代文人心态的律动对文学、艺术、学术的发展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