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

与传统儒学反对武力和战争的态度有异，王阳明及其后学中的用兵者愈发强调兵将的重要性。其军事实践的最大特点是从工夫论的角度融摄兵学。孟子所言“不动心”与“养气”等不仅是文士的修身工夫，亦是兵将必备的心理品质。危险的兵事处境成为一个特殊的修身场域，提升了阳明等人的为学进境。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是阳明学“事上磨练”之工夫论旨趣的一个生动呈现，既彰显出儒学工夫论的实地用功的特质，又是对传统兵学的拓展。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论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的生态文学思想与猎人情结

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所具有的预言式生态思想与环保理念备受当代“生态文学”理论家的青睐。但他热衷描写狩猎场景的猎人情结却又遭到新世纪中“生态伦理”理论的诟病。其实从文本的本体性观念来理解，普里什文的诗性自然情怀、生态观念与他的猎人情结并非只有冲突的一面，他所表达出的是人对大自然万物之本能与道义之间的尺度衡量，而这种衡量也可反观当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现状，实际上表达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天人关系的批判性。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大班委”班集体建设参与的尝试——以宿迁学院五系为例

"大班委"即是由除却常规班级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外,在院系学生组织任职的本班籍学生干部也参与进来所组建的"大"的班级管理委员会。本班籍的院系学生干部在班级的常规管理或学生个体的包容性发展乃至自助管理与服务过程中理应能够做到示范带头,并参与到班集体建设的系统工程中来,同时能够获得班级同学的认同,并以此强化院系学生组织干部的班级归属感与奉献意识,规避"舍班级求发展"的学生干部选聘的病态现象发生,是真正意义上班级同学与院系班三级学生干部的情感凝聚与有机团结。     

孔子阶层美德伦理刍议

阶层划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孔子的阶层美德伦理以"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划分为现实根据,同时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等级划分进行了生产、分配、消费上的经济规定,并为每一阶层的利益追求提供了价值标准,使其在追逐现实利益时,也依然能够保持对义的坚守。以此在规范当时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能跨时空、超阶层地为现今社会结构的完善与义利关系的统筹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