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抒愤”范式的确立——张说山水诗之审美价值试探

张说山水诗,通过"山水抒愤"范式的成功运用,将贬谪文学的情感内涵和山水诗的抒情策略相融合,营构了一独具审美张力的话语据点.这不仅为山水诗培育了新的增长点,也为贬谪文学的创作指出向上一路.沾溉后世,其泽甚远.     

阿盖和蔡琰同名诗中的“悲”与“愤”之比较

生活在不同朝代，具有不同身份的阿盖和蔡琰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创作了感情描写心理活动刻画真实而细腻的同名诗《悲愤诗》，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哀婉动情的爱情故事和催人泪下的母爱传奇，更多的是关于“悲”与“愤”的思考。     

廖燕“愤气”说研究

廖燕的"愤气"说将经验层面的文艺创作动力主张上升至对形而上的诗学本体论探究。它将宇宙的原始生命力和主体创作动力相统一,从根本上把宇宙之道、自然意象、创作主体、艺术语言相贯通,形成了契合生命之道的创作主张。自此文艺创作动力主张从简单的动因说、成因说转向了对艺术原生语境的挖掘,并生成了更深广的文艺创作现象范畴。     

自强维新的时代呼声——《普天忠愤集》论析

孔广德辑《普天忠愤集》作为甲午战争的直接产物,收入了大量清末人撰写的与时事时局、国计民生、革旧维新有关的诗文,体现了编者激发士民忠愤之气、挽救危局、培养人才、成一代龟鉴的意图,同时,也深刻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的历史文化氛围,广泛展示了当时的时代心理状态与时人的思想认识水准,是认知那段历史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舒愤·警悟·赏玩——司马迁、曹丕、萧统著述思想差异比较谈

著述思想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自立新意与传承旧说两重涵义。由于性情遭际的不同,古人的著述观念也纷然杂陈,其间差别很大。司马迁、曹丕和萧统,分别代表了舒愤、警悟和赏玩三类著述观念,这是三种相互对立又互相补充的中国文化因子。它们分别概括了文学的社会认识意义、政治教化功能及审美娱乐价值,构成了古人著述思想的三种基本类型。中国古代著述观念思绪虽然繁杂,但基本都可归入其中。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廖燕“愤气说”的内涵及意义

文学家的人生遭遇与创作才能之间的关系,是文学批评史上一个被长期思索和反复讨论的话题。清初诗人廖燕,在扬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念——愤气说。这一观念的具体内容,表现为他所总结的文章写作的"三后"说,即"患难后,病后,贫无立锥后";同时,他认为,"愤气"的形成和发泄,不仅与人的身世遭遇相关,而且与人的才情有更直接的关系,由此提出了才情培养的方法和途径。在此基础上,对于传统的"穷而后工"的诗学命题提出了修正。     

西方悲剧理论搬入的反思和我国"悲"、"愤"理论体系的继承

西方悲剧概念和理论搬入我国已有上百年历史,这种搬入与我国固有的“悲”、“愤”艺术理论体系不合,且造成了我国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等学界概念的混乱,而混乱的原因又主要来自西方。因此,若要建立我国自己的与之相关的现代理论体系,就不能简单地将西方悲剧学说搬入完事,即便是由“搬入”进化为“引入”,经过了我们的咀嚼消化,它们也不适合作为基本的主干理论。要建立基本的主干理论,还得依靠我们自己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理论体系。     

阿盖和蔡琰同名诗中的“悲”与“愤”之比较

生活在不同朝代,具有不同身份的阿盖和蔡琰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创作了感情描写心理活动刻画真实而细腻的同名诗《悲愤诗》,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哀婉动情的爱情故事和催人泪下的母爱传奇,更多的是关于"悲"与"愤"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