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荀子之“礼”

战国末年,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处于一种失去重心和平衡的混沌状态.荀子力图拨开迷雾,重建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为此,他从礼的起源,礼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礼欲关系和礼法关系等方面来改铸先儒之礼,从而实现对礼的理念的拓展和重构.     

沉重·轻逸——《我们的祖先》与卡尔维诺的小说美学主张

卡尔雏诺从轻与重的关系入手,建立起关于小说重量的美学理论.“轻“在卡尔维诺的思维和小说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沉重“是他苦心追求“轻“的最重要的前提.其小说创作与美学理论之间具有非常鲜明的相互阐释性.<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刻画出具有象征意义的轻的形象,该作品具有轻逸特色的语言风格和虚实相生的轻逸叙事结构,是卡尔维诺实践其关于小说重量的美学理论的典范.     

罪者的清白

男女间的关系，最纯洁而自然的，自然是“男女关系”。两情相悦，人之性也，圣贤凡俗莫能之外。且不说《圣经》的雅歌，印度的《爱经》，中土的风雅颂诗三百，英国人常挂在嘴边的不也是Jack has his Jiu(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可见人不过是人，毕竟是人，终究是人。非要人“存天理灭人欲”(非指朱子本义)，其实不免逼得人只好去通奸，死水微澜，     

儒家“德性”智慧与企业家“道德形象”

“三戒”之说，“屏四恶”思想，“绝四毋”之说，“尊五美”思想和“三贵之道”是儒家“德性”智慧的结晶。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打造企业家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应当从儒家“德性”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     

汉唐经学视域下的《仪礼》经义诠释与文本生成——以“宿戒”厘定为例

汉末以来,《仪礼》诠释与建构进入全新模式,礼学开始跳脱《春秋》学统摄,寻求自我体系建设的突破,最终实现了内容与功能的分化：一方面是仪典构建原则重新厘定,另一方面是治世经义理据重新建构。这种诠释手法建立在仪节诠释的基础上,包含了文、事、义的重新整合,意在建构一套全新的社会性仪礼规范。郑玄对《仪礼》所记延请仪节的界定,是其校订经文、厘定礼义的典型案例,郑玄此举为社会生活建构起了通贯今古的实践法则。这种对规范法则的精细化处理在汉唐经学转型中具有代表意义。郑玄《仪礼注》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汉末经学开始走向社会仪制整体建设的重要体现,此尤应引起注意。     

先秦道家对有为政治观的批判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从“法自然”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动物性的自然特征;远古的社会是理想的,有为是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对儒家用有为政治治国的主张展开批判,提出人应该返回到无为的原始状态。本文试对道家的这一思想作简要析评。     

理欲关系的历史嬗变

理欲关系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先秦时期初步提出理欲范畴,但没有将理欲对立起来;宋明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对理欲进行了界定,但将理欲绝对对立起来;晚明至清中期思想家则注意到了欲中寓理,从而提出理（道德）应为欲（世俗生活）服务的观念;近代思想家一方面继续批判宋明时期的理欲对立论,另一方面对明清之际所表现出的纵欲之弊进行了纠正。理欲嬗变过程中所显示的如下智慧：道德理想寓于生活欲求、以生活欲求之实现体现道德理想、理欲互动互益而不绝对对立等,对当今社会中的人如何处理道德理想（理）与世俗生活（欲）之关系具有特殊的启迪     

突破女性经理人“职业瓶颈”

女性事业的上升,相比男性往往有更多的困难和顾忌。对压力的耐受性和事物的掌控度,有时被男性主权的观念所怀疑和压抑,有时来自于本人的不自信和权力欲的淡漠。